一起挪用资金案，同一家法院，两次判决，认定的“挪用”数额达200万元之巨，然而在被告人曾石生始终拒绝认罪、拒绝退还“非法所得”的情况下，判决结果却从有期徒刑10年“跳水”至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这一结果同时招致被告人上诉和检察院抗诉。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企业为戴“红帽子”而挂靠国企的现象普遍，而这一现象成了日后企业权属争议增多的原因之一。曾石生一案中各方的纠结与反复，呈现出此类被历史遗留问题裹挟的案件审判生态一角。
10月25日，59岁的曾石生原本应大喜一场。
因“挪用资金罪”，他在2010年12月被云南省景洪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而在景洪市法院今年10月25日下达的重审判决中，同样的罪名，他的刑罚被锐减为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然而，曾石生并未表现出半点欣喜。甚至在家人依法为其办理取保候审时，他仍坚持表示“不获得清白，不离开看守所”。
吊诡的是，结果恰恰被其言中。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宣告缓刑且判决尚未生效的，应当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或取保候审，但曾石生的取保候审最终却未能办理成功。
这样的判决结果同样让公诉方景洪市人民检察院颇为不满，以致提出抗诉：“挪用资金200万元，且拒不认罪，不具有法定、酌定的减轻或从轻情节，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的量刑畸轻。”
那么，景洪市法院，究竟出于何种考虑作出这样的判决？此类案件审判难点究竟何在？《法制日报》记者为此进行了多方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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