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胎换骨的广西新军：朝廷特批“混成协”

　　脱胎换骨的广西新军

　　记者 罗劲松

　　被西方列强打怕了的清政府，在甲午战争输给“小日本”后，痛感亟须建立一支新式武装。一时间，上下官员都忙着以“筹饷练兵为急务”。费尽心机的朝廷大员们怎么也没料到：自己辛辛苦苦组建起来的新军，却成了革命军！

　　1 “特别谕命”到广西

　　光绪十九年(1894年)冬，清政府开始在天津附近的小站编练新军，组建10个营，号称“定武军”。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小站经验”开始向全国推广。这一年七月，清廷陆军部下令：各省限期编练新式陆军一至三镇(每镇约12500人)，全国合为三十六镇。其中广西的任务是：编练一镇，限5年内编练足额。

　　编练新军的任务下达不过3个月，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与游勇、会党武装携手，在广西边境发动镇南关起义。战斗中，100多名义军攻占金鸡山炮台，与数千清军对峙，歼敌200余人，而义军仅阵亡2人。这样的“战果”让清廷十分震惊，立即对广西巡抚张鸣岐发了一道加紧编练新军的“特别谕命”。

　　一直想有所作为的张鸣岐，接到“特别谕命”后兴奋不已。他立即发电与广东、湖南、湖北等省督抚联系，请这些“先进省份”选派得力军官来广西考察，为广西新军的编练出谋划策。一支由数省军官组成的“高级军事观察团”迅速组成，威风凛凛在广西各地视察一圈后，提出“高见”：广西应划分以百色、南宁、柳州、桂林等地为中心的4个协管区，并在各协管区临界地带及瑶山、匪峒等处设立警备队区。同时强调：广西须得编练“一军两镇”新军兵力，才足以安内攘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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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官先当“学习官”

　　要在短时间内组建起“一军两镇”新军，对经济落后的广西来说显然力不从心。张鸣岐掂量自己的“钱袋”后，决定还是保守点，用“寓征于募”方式先编练一镇新军。具体步骤是：由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开始，选练步队两标(每标1000余人)。再于第二、三、四年，征练步队两标。其余马、炮、工、辎重各标营，分年配练。

　　深知“强将手下出精兵”的张鸣岐，第一步便是培训军官。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在龙州率先开办学兵营。学兵来源，分别从广西提督龙济光所部“济军”、广西右江镇总兵陆荣廷所部“荣军”中各挑选士兵一队，再从广西、湖南两地招取学兵各一队，合为前、左、右、后4队，进行兵目(军士)教育。同年六月十五日，又在龙州开办讲武堂，由“留桂差遣”的湖北陆军步队第四十一标统带官、湖南候补道吴元泽任监督，通过招考，择优录取学员100人，分为甲、乙两班。

　　龙州讲武堂开办不久，保守的吴元泽因“措置失当”被张鸣岐免职，接任者是此后大名鼎鼎的“共和将军”蔡锷。

　　考虑到龙州过于偏远，张鸣岐下命在南宁赶建营舍。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营舍竣工，讲武堂和学兵营相继由龙州迁至南宁。数月后学兵营先行结业，原属“济军”、“荣军”的学兵仍回原部任职，其余则由各部队分别录用。同年十二月，从讲武堂毕业的97人，成为张鸣岐眼中宝贵的“新军萌芽”。一番激励后，97人被分别派入新军各标、营充当“学习官”，学习期满后进行考核，按成绩高低另行分配。

　　编练一镇新军，约需花费白银200万两，常年经费150万两。然而，广西能筹到手的经费每年不过区区20万两。拿这点银两来编练新军，实在太过窘迫。怎么办呢？张鸣岐只得“拆旧墙补新墙”——先从旧军中挑选精锐进行编练。然后逐步淘汰旧军，将旧军的饷银挪给新军使用。

　　3 朝廷特批“混成协”

　　考虑到广西紧靠边境，革命党、会党武装闹得特别凶，清廷又额外特批广西编练一支“特种部队”——混成协。为此下拨开办费170万两银子，允诺自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朔日起分两年拨足。

　　此令一下，张鸣岐更加踌躇满志。新军督练公所、军械局、军装局、粮饷局等机构相继成立起来。还专门派人前往蒙古，购回良马500匹。一时间，广西似乎突然“兵强马壮”起来。

　　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专为混成协培训军官的广西陆军干部学堂在桂林开办，招收的第一期学生达150余人，系统学习步、马、炮、工、辎重等兵种课程。

　　办军校，选教官自然是首要工作。据时任陆军干部学堂监督的李书城回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时，正遇上广西新军督练公所帮办钮永建到日本考察。考察结束时，钮永建对李书城大加激励：毕业后一定要到广西去，到广西一定会大有作为！早已加入孙中山同盟会，期望回国大展身手的李书城欣然接受邀请。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李书城来到桂林。第二年便接任陆军干部学堂监督一职。被他邀来的，还有王孝缜、陈之骥等10多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其中，王孝缜的祖父做过工部尚书，父亲曾任四川粮道。在张鸣岐眼里，这样的“世家子弟”是最可信赖的！便派他赴北京，邀集更多军事人才来广西。张鸣岐没料到——王孝缜早已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不仅是个革命党，还相当激进！

　　4 “请客吃饭”藏玄机

　　王孝缜一到北京，正碰上各省留学生云集京城等待皇上接见。抓住机会，约请赵恒惕、尹昌衡等10多位日本留学生去广西后，王孝缜还嫌人少，又跑到保定，约来保定军官学校的耿毅、何遂等10多位革命党人。

　　对这群突然降临广西的这一群“青年才俊”，张鸣岐十分重视，常常请客吃饭，联络感情。渐渐地，老狐狸一般的张鸣岐便从这群年轻人身上嗅出了“革命党”的味道。

　　在一次特别安排的酒席上，张鸣岐主动谈起“革命话题”。半醉的尹昌衡脱口而出：“要想中国复兴，清朝是不能存在的！”

　　坐在一旁的王孝缜连忙在桌下以脚踢尹，提醒他注意自己的言行。张鸣岐看在眼里，笑道：“革命并非一件奇怪或可怕的事情。本人便有革命志，刷新军政。大家不要顾虑，畅所欲言好了！”说罢，掏出一支新式手枪，自称为“革命武器”，让大家欣赏。原本十分谨慎的王孝缜，这时也放松了警惕，满怀豪气接过手枪，一挥手连发数弹，将窗户玻璃击得粉碎。正当“青年才俊”们在酒席间慷慨激昂尽情抒发革命豪情时，张鸣岐在一旁露出了冷冷的笑容……

　　很快，张鸣岐便出招了——将在南宁讲武堂任总办的蔡锷调到桂林干部学堂，取代王孝缜。那一晚赴宴“畅谈革命”的“青年才俊”们，全部被“撤差”。理由是“浮躁成性，遇事生风”。并特别指令王孝缜等“领头”的4人，3天内离桂。

　　成功“引蛇出洞”并加以驱逐后，张鸣岐得意地以为新军内革命党已被自己肃清。他没料到——自己最信任的那个平日里不动声色的蔡锷，其实是个“最危险的革命党”！

　　蔡锷赴桂林上任不久，便对陆军干部学堂的学生进行了一次汉文考试。考试合格得以留下的学生中，湖南籍学生超过半数。广西学生认为蔡锷“偏心”，愤愤不平。教官里的革命党人也正憋着一股气，便趁机发起“驱蔡”运动。

　　面对罢课的学生、罢操的学兵，倍感孤立的蔡锷最终决定前往云南另谋发展。临行前，蔡锷主动请“驱蔡”最积极的何遂等人吃饭，席间感叹道：“你们何苦赶我。你们是革命党，我比你们更老！你们太年青，浑身带刺，不小心，将来难免杀身之祸……我走了你们更须自爱。养树要养大才有用，千万不可拔苗助长……”

　　王孝缜走了，蔡锷也走了，但新军中革命党的力量仍很强大。在平日的讲课、训练中，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考察、激发学生革命意志的机会。一次，桂林报纸上登出谣传，说法国军队已侵入广西镇南关。李书城马上召集全校学生训话：法军入侵，广西尚无新军足以御敌。唯我们干部学堂的学生们手里有新式枪炮，又经过了正规训练。愿意上前线杀敌的，站到左边；因个人或家庭原因不想上前线的，站在右边。

　　话音一落，大多数学生都站到了左边。李书城将左右两边学生的名字分别记了下来。此后，对“左边”的学生着意培养，对“右边”的学生则陆续淘汰。

　　5 陆军有个“小学堂”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桂林两江圩附近一位湖南拳师在一户李姓农家作客时，看到李家的小儿子洒扫炊煮很是灵活勤快，感慨道：“这么结实爽快一个小伙子，留在乡里务农可惜了。何不让他到桂林城去应考陆军小学堂？”他所说的“陆军小学堂”，是张鸣岐为培养新军“后备干部”专门开办的一所新学堂。而那个农家小伙子，便是日后赫赫有名的新桂系首领——李宗仁。

　　广西陆军小学堂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校址设于桂林城内。第一期开办时，由蔡锷任总办负责。小学堂直辖兵备处，模仿当时德国、日本军制，学制三年，招收年龄在15岁左右的青年，课业文武兼重。小学员们毕业后升入陆军预备中学，学制两年。毕业后再入保定军官学堂分科训练两年，最终进军队任下级军官。

　　陆军小学堂招生的消息在广西城乡一传开，众多有志青少年心驰神往。一些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毅然从大山里走出来，步行数百公里前往桂林报考。此后在广西叱咤风云的新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品仙等人，都曾是陆军小学堂的学生。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军向湖北疯狂反扑，革命军形势颇为危急。消息传到广西，新军将士群情激动，迅速组建北伐部队出师武昌支援革命军。其中，由广西陆军小学堂126名肄业生组成的“广西学生军北伐敢死队”，尤为引人注目。

　　1911年12月3日，广西学生军北伐敢死队编入桂林总协统赵恒惕统领的广西混成协，2000多革命军战士冒着风雨出发北上，桂林各界进步人士及各校师生拥上街头列队相送。“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悲壮之气弥漫桂林全城……

　　此前已赴湖北任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的李书城，在炮火连天的汉阳前线惊喜地见到了当年广西陆军干部学堂里坚定站在“左边”的学生，见到了来自广西陆军小学堂的满脸稚气的学生兵。辛亥革命胜利后，李书城撰文感慨道：“当战事激烈时，他们自告奋勇，组织敢死队，同敌人奋战……少年英俊，英气勃勃，在阵上中弹……我至今怀念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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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中江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