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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考河南样本:城乡学生的退路与前途

2013-06-08 04:20:00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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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前一天晚9点,宝丰一高老校区教师值班室,高三10班班主任、数学老师周琳给学生辅导数学,周琳告诉记者,“最后一天讲什么技巧用处都不大,和学生在一起说说话,让他们感到像平时一样,才最有用”。本报记者 邱晨辉摄

     6月6日,考生们去考场踩点。宝丰一高新校区4位女生在考场外有说有笑。本报记者 邱晨辉摄

  6月7日,早上8:30,李召刚(化名)准备进入考场了,他在背后做了个胜利的手势。这位来自河南省实验中学的高考考生,希望能考到600分左右,这样,他就极有可能被自己向往的南方科技大学提前录取。

  与此同时,郑州九中国际部的郑嘉华(化名)已经回到家乡焦作,正和朋友约着去云台山玩。一年前,他选择了放弃高考,通过学校的NCUK预科项目出国。他的同学马海今天要去考雅思,因为上次的成绩不够理想,他想考个更高一些的分数,申请一个更好的大学出国。也是在去年,他从学校的创新宏志班转入国际部。

  8:40,陈云飞(化名)来到考场大门口,他是郑州47中的考生。前一晚,他翻来覆去没睡着觉,但不敢弄出太大的动静,怕外面沙发上同样睡不着的父母为他担心。父母两天前专程从商丘老家赶来,一家三口人都是第一次住酒店的高级套房,一个晚上的住宿费是一家人一个月的收入。

  进入考点后,陈云飞遇到了几个家在郑州市的同学,正有说有笑地讨论昨晚的那档有关“考神”的综艺节目《一站到底》,他们问他,“你看了没有?”“看了!”他一边答应着,一边走进考场。

  郑州学生选择多:国际路线+自主招生+体育特招

  虽然“重复背英语单词”的生活十分乏味,但马海还是感到十分庆幸,毕竟不用再像宏志班的同学那样,“两周只能‘放风’一次”。在郑州各高中的普通高考班,学生通常都是上两周课休息半天,甚至只有两个小时的回家洗澡时间,这半天或两小时,被学生称之为“放风”。

  马海(化名)选择出国的原因很简单:就算考个河南的一本,将来毕业找工作也不见得有竞争力。当然,他也承认“我的物理很差,一学就头疼”。他的父母都在郑州的一所211高校工作,父亲是上世纪80年代的清华毕业生,认为自己和当年去了国外的同学差距越拉越大;母亲把高校的现状看得很清楚:大班教学,学生自制力差,毕业时很多学生只能找到月薪1000多元的工作。

  宋佳宁(化名)也是九中国际部的学生,在回郑州上高中之前,她在深圳上了小学,北京读了初中。尽管从小就是各种活动的积极分子,但上初中后,她的成绩就不行了,如果在河南高考,最多只能考上二三流的学校。她的母亲下定决心送她出国:即便是申请不到国外的好学校,让她开开眼界也好,总比在国内读个“下三滥”的学校混日子强。

  几位在最后时刻决定让孩子放弃高考的父母,不约而同地说:“不就是百十万元吗,卖套房子就供下来了!”

  如今,这些选择走“国际路线”的孩子,常常会用一种戏谑的口吻来形容过去的高中生活。比如他们会说:“你知道吗,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会趴在窗户上,一个是壁虎,另一个就是班主任。”一天晚自习时,班里的灯突然灭了,随之传来一声怒斥:“谁脸上有光,站出来!”同学们抬头一瞧,一道黑影站在前门,原来是班主任通过这种方法来和那些玩手机的孩子斗智斗勇。

  说起这些,郑嘉华心有余悸:“我再也不想过那样的日子了!”

  郑州的高中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摆脱“那样的日子”。

  6月4日是郑州全市中学考前清校的日子。当天下午,郑州九中高三(8)班的贾冕还在体育场上跑步。因为足球特长已经拿到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成绩不错的他还是决心参加高考试试。贾冕的班主任刘静告诉记者,班里已经有6个学生通过足球、排球等体育特长项目被大学提前录取。男足和女排是郑州九中的传统优势项目,2010年以来还引进了跆拳道、太极拳等项目,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出路。

  郑州九中校长田宝宏一直赞成学生走多样化道路,“尽管我们的学制很死,但我们想告诉学生,你们可以有出国等多元化的选择,不只是走高考这根独木桥。”

  在从县城来郑州上高中之前,陈云飞从来不知道“踢足球也能上大学”。一直到现在,他也自认为属于“边缘人群”:他是县里考上来的“宏志生”,成绩不差,但也不是最顶尖的一拨,家庭条件却不如班里大多数同学。高考前,一些“有实力”的同学陆续地离开了班里,有的参加并通过了各类保送和自主招生考试,有的放弃高考准备出国,有的作为体育特长生特招了,而这些道路,都离他很远。

  140公里外的宝丰学生:不得不加入的背水一战

  然而,在河南,更多的中学生还是要过郑嘉华说的“那样的日子”,而且,必须要参加一场决战。

  平顶山市宝丰县,距离郑州只有3小时车程。宝丰县第一高级中学,聚集着全县乃至周边一些县、乡镇最好的学生,他们的目标就只有一个:高考。

  李建清是这所学校一名高三学生的家长。3年前,他的儿子以全县第4名的成绩中考大获全胜,随即被周边的县高和平顶山市重点中学“看上”,但他最终替儿子选择了宝丰一高,原因是:“这里可是‘军事化管理’,抓得紧,老师负责任。”

  在宝丰一高,学生请假必须要让班主任签字,如果要出校门,班主任签完字,还必须请家长来校门口接,“总之,高考前的这3年,学生就别想离开家长和老师的眼皮”。

  李建清说,学校每个学期都有“日清”、“周清”和“月清”,分别指的是当天的功课当天考,当周的学习内容当周考以及当月的小考,这也被学生家长称之为“过关”。一旦学生过不了关,就要叫家长来,长此以往,有的学生读着读着就退学了。

  学校补课、学生熬夜,在这里也是家常便饭。包括该校校长陈青莲在内都不回避的一点是,宝丰一高是一所农村高中——虽然在县城,但80%的生源来自农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谁也不能否认,补课是有社会需求的,就像每年都会有复读的考生一样,谁也没有权力剥夺他们再次考试的权利,不直面这一点,学校还凭啥生存呢!”

  宝丰一高副校长张国要的女儿今年也要参加高考,他因此回避了“监考”任务。这位曾做过多年副主考官的父亲说,“可能是看多了学生高考,轮到我自己家的孩子,反倒不紧张了。”

  城乡信息不对称在加剧:农村教师瞄准省城探真经

  不过,就在高考前的这些天,张国要却与省会郑州保持着热线联系,因为那里有他过去的一名学生,如今是省级示范学校的教师。每年高考前,他总会向张国要提供一些“灵通的信息”。这些所谓的“消息”不过是省城重点中学的一些模拟试卷和复习资料,比如,有些发布在网上的试卷,就只有几所省城中学的老师才有下载和解压的密码。对谙熟高考套路的教师而言,“省会人命题的试卷在一定程度上就代表着高考的方向”。

  互联网在看得见的世界缩小着城乡间距离,但在不少省城和县城的高中教师看来,十几年来,信息的不对称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在急剧拉大。

  “对于县城和农村的孩子来说,互联网也许联结起了人际交往,但没有联结起知识。”一名郑州的中学教师告诉记者,虽然县城的学生学会了上网聊天、看电视、打游戏,但他们与大城市生活圈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与此同时,县城教师与省城教师的素质差距也在拉大,比如郑州市的不少中学都加入了华中区“高中课改联盟”,教师经常在一起切磋技艺,分享对同一堂课的不同构思,每个假期都会接受专业培训,而这些资源,县城里的教师几乎享受不到。

  3月24日,在参加南科大的笔试前,李召刚还打了一个晚上的网络游戏。考完后,他觉得“题目很活,几乎全是智力题和逻辑题”,符合他的口味。最终,100分满分,他取得了94.5分的高分。而按照他的模拟考成绩,尽管数理化生四科都是年级前20名,但从“一模”到“三模”,总成绩都在590~600分徘徊,如果直接高考,很有可能只能考上一个“不怎么样的一本”。

  李召刚的人生规划从初中起就开始了,高考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环。去了国内很多地方后,他特别喜欢深圳,“那里很开放,不像河南这么闭塞。”因为对物理、化学感兴趣,他又想从事科研工作。这是他和父母在高一时就将目标锁定为南方科大的原因,因为听上一届去读书的学长说,“南科大的科研氛围很浓,大一大二就能在实验室做项目,毕业后也比较容易申请出国读博士”。

  除了南方科大,李召刚还通过了天津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他们班里已经有17个同学拿到了自主招生三大联盟学校给的“定心丸”。

  无论是三大联盟的自主招生,还是出国班的学生,都有自己的小圈子。李召刚的父亲经常在一个家长QQ群里互通有无,群里有南科大在河南的招生老师、去年从河南考进去的学生和感兴趣的家长。出国班的学生不但要复习托福、雅思,还要组团去香港参加SAT考试,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县城里的学生大多在这些圈子之外,出国、自主招生这些多样化道路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劣势。今年,宝丰一高仅有两个学生有参加自主招生考试的资格,却均折戟在笔试一关,“一些题目我们老师都不会做,辅导不了学生。”张国要说。

  在这般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有心的家长也主动与相对占据信息优势的学校领导、老师们“套起了近乎”。李建清就因此知道了“虽然清华北大最好,但就业未必有上海交大好”。“我咋知道?那些毕了业的孩子都和老师联系,啥都知道。”他还知道,以他孩子年级第四、第五的成绩,考个985高校没有问题,但最好去北京、上海读,最次也要去广东。

  对李建清这样一个开了大半辈子车的司机来说,他的“中国梦”已经实现了,“一辆5万元的面包车和一套县城的房子”,但他对孩子的期望却是要到“一线大城市去”。

  现实让县城学生不再迷信高考:打工的多了复读的少了

  6月6日是高考前最后一天,宝丰一高的新旧两个校区是这个县城的唯一两个考点,考生们在这一天来“踩点”。赵晨(化名)是第二次走进高考的考场,去年她被河南农业大学录取,但最终放弃了。她想考一个北京的高校,来完成父亲未圆的梦,“20多年前,他差了几分没考上,现在就一直在家种地。”

  上世纪的80、90年代,尤其是高考刚恢复的80年代初,考上大学就意味着能吃上“商品粮”了。和赵晨的父亲一样,张国要就是在那个时候考的大学,他对记者说,“那时就算再差的学校,只要能考出去的,就都走了。”

  那时候,高考真的能够“彻底改变命运”。

  高校扩招后,大学生不再是天之骄子,高考改变命运的说法却并未失宠。2003年,宝丰一高第一次考出一个北大、一个清华的学生时,整个县城沸腾了。那时的陈青莲还只是宝丰一高的一名普通老师,她回忆,“每家每户都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街上的庆祝红色横幅也是隔街都能看到。”

  此后,谁家的孩子考进北京,从大学毕业后又去了美国,每年往家里寄多少钱,父母在老家买彩票都是大手笔的说法开始不胫而走。这种口口相传的冲击力更大,从县城到乡镇乃至村庄里的家庭都开始“死磕”高考,甚至出现了“八年抗战”的学生。

  直到2009年,一个变化被陈青莲注意到了:复读的学生开始少了,从原有的一年2000多名复读生,开始以每年百十来人的速度递减。今年,宝丰一高统计的复读生达到了近些年的最低值,“不到1000人”。陈青莲还发现,打持久战的越来越少,“如今的学生第二年如果还没考上理想学校,一般情况下也会选择走。”

  进到考场,赵晨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了下来,她抠着桌上凸起的一块木条说,“这块要把卷子扎破了咋办?”接着,这个已经满20岁的女孩抬起头,笑起来,“也没事儿,大不了再重来一年。”

  说到这里,她顿了顿告诉记者,“其实,复读班挺难熬……班里不少同学都冰冷冷的,不怎么搭理人,谁也不能碍着谁的事儿,第二年大家压力都很大。”赵晨也发现,“很多人都称自己之所以复读是因为第一年没好好学,但几乎没有人说自己来年还要再考。”

  接着,这个女孩给出了一个连她自己都觉得“考虑得有点早了”的观点:“现在就业那么难,谁还想着去考大学。”

  如同10年前的高考状元条幅,如今,每到七八月份,宝丰县城渐渐出现了另一道风景:三四辆富士康公司的大巴来了,一两天后,满载着年轻人,又离开了。当地也有了一个“阳光职业培训学校”,专门培训这些供富士康挑选的技工。这家学校的生源以初中毕业生为主,但也不乏一些高中生,甚至是退学的高中生。

  人们不再迷信高考了吗?至少有一部分人是。

  在陈青莲看来,自从县城里开来了小麦收割机之后,以前一周甚至半个月才能收完的麦子如今两三天就搞掂了。从此便没有哪家的大人再拿“考不上学”就回去种地的话吓唬孩子了,“就像一个老乡跟我抱怨,已经不是农民了,没有什么要改变的命运了,那学生还高考干啥。”

  在有的人眼中,富士康“一个月能挣三四千元”的生活,远比曾经是天之骄子的张校长、陈校长的“一个月三四千”要划得来。

  赵晨告诉记者:“复读这一年,班里有俩男生没熬下来,背着家长去学了魔术。”

  宝丰被称作魔术之乡,当地有一所魔术学校。去年春晚,宝丰人丁德龙因魔术登上了央视春晚,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而这位年轻人恰恰是从宝丰一高毕业的,但并未参加高考。

  如果这算是高考之外的另一种选择的话,在陈青莲眼中,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毕竟,学生不再‘死磕’高考,选择多元化了”。但是她心里却十分明白,“我那些(选择其他出路的)农村孩子,真能称得上是在做积极的选择吗?”

  这个教了27年书的老师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国外读书,在这座以煤炭和观音文化闻名的县城里是十分少见的。陈青莲毫不避讳地告诉记者,“越是领导、有见识的家庭越重视孩子的高考,当然,如果他没有更好的选择的话。”

  本报6月7日郑州、宝丰电

[作者:段红彪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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