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胡霞的文字读起来，让人很舒适，读着便想去沏一杯茶，坐在水边的杨柳树下，风吹过，有些细细摇曳着的疏影。这一切又兄瘦骨但未必嶙峋、飘逸却并非挺拔的身姿很是妥帖，构成了略具民国文人身姿的意象。

见到何频先生的身影是在不少年前，在我妻子开的一间小小的书屋里，妻子进书时选择很挑剔，只卖些很多人不愿意卖的古僻的文化的书，那间书屋曾是很多我的前辈或朋友流连的地方，王大海、庞嘉季、刘思、南丁、段荃法、张一弓、张斌……我偶尔去时见过何频的身影，初时并不相识，看他寻书的样子，我给妻子说，这是个真真读书的人，但我也从来没有打扰过他。

后来我们认识了，偶尔也会聚在一起，他依然很安静的样子，给了我们不少读书的坚定。胡霞的文字也有很多何频文字的气韵，这是我没有料到的。

——齐岸青

何频            石战杰 摄影

与何频先生的会面在东风渠畔，是渠北首过惠济与黄河相接壤的地方，这里草木葳蕤、杂花生树，绿色正浓。茶过三盏，书香环绕中，听他讲辨草识花的欢喜与牵绊，画草木写草木的专心和努力，以及故友知交的过往与思念……往事在嘀嗒作响的分秒中快速回放，时间仿佛在言语中静止，在这不疾不徐、无刻意主题的闲聊中，先生的人生经历在他执着于生态、自然文学的书写中逐渐清晰、立体。

对于写作和思想者来说，书房也好，书斋也好，无非就是他栖居其中的精神道场。

“年轻的时候，在省会几度搬迁，居室逼仄，很向往有个‘高大上’的独立书房。后来条件好了，生活从容了，心思集中在读写上，顾不上雕琢书房。”先生退休了，而读写热情不减，他说，“现在觉得，书乱一点，桌子、凳子小点舒服点，更宜思考和利用。”

甘草居隐在公寓楼一层东墙边，攀墙有粗壮的紫藤与凌霄，南窗外的苦楝树、北窗边的夹竹桃，皆是有年头的开花树木。就着阳台和林荫，窗外不远处的大道那厢，天好的时候，早晚可以看日月星辰。如此独特的环境，经过文化的浸润与打磨，很有几分古典的意蕴。“书斋名曰‘甘草居’，老辈桑凡先生和书家周俊杰分别为我书匾。虽然好几次清理旧藏，我的书仍显多，暂散放几处。”主人在此居住逾二十年了，却一直舍不得搬家，除了对老屋接地气的喜爱与眷恋，此外，还舍不得他们的那些猫。“这屋里、屋外的猫，每一只都有故事。屋里最大的这只白猫快十五岁了！它原本弟兄俩，黑猫先没有了。它俩是一只流浪猫生的。”门前竹篱笆下，猫儿在花盆与绿植间自由进出，还有一搭没一搭地逗着闲趣儿。这一前一后的牵扯与挂念，在岁月中也是弥足珍贵的！

插架的图书，除史学经典和人文杂著外，突出的是美术史、美学读物，草木经典和自然文学，菜谱和谈吃食的书，以及他在各地游历时买的纪念小册。先生说：“我买书是实用主义，如果不用便不买。”

先生忌讳高头讲章，说文章不分大小，言之有物便好。中学毕业，他尝试文学创作；大学毕业做革命史、青运史和地方党史研究；再后来，写随笔、小品，写专栏，写风土和草木，一直变换着姿态写作，而阅读和借鉴总是一路相伴。其习惯是保持深阅读，重要的书坚持从头读到尾，精彩的篇章，要反复读，温故而知新。全媒体时代资讯的筛选，去伪存真很重要。先生说：“我是通过阅读当代大文人的好文章，登堂入室去理解并模仿更前面的好东西。例如，施蛰存的《云间语小录》，贾祖璋的《花与文学》，邓云乡的《鲁迅与北京风土》，等等，通过这些我知道了古人笔记的好。诸如此类，反复揣摩，以此陶冶和陶铸自己。”

这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结合自己秉性气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先生转而写读书随笔和书话小品，这类文字清新轻快，兼跨治学和文学两界，热了较长时间。先在报刊上发表，积少成多，陆续汇集出版了《羞人的藏书票》《鲜活的书话》《文人的闲话》《茶事一年间》等。其间，他有幸结识了董乐山、陈乐民、高莽、流沙河，以及黄裳、姜德明等老辈，受其影响大。然而，他仍没有停止探索，创作又一次转向，逐步开始了自然文学和地域草木的生态书写。这就有了《看草》《见花》《蒿香遍地》和《迷失的小蒜》等等。

阿城在他的《闲话闲说》中说，迷恋世俗的读书人，要想写成为一篇散文，也只有好性情的人才写得出来。汪曾祺常常将俗物写得很精彩，比如咸菜、萝卜、马铃薯；王世襄亦是将鹰、狗、鸽子、蛐蛐儿写得很好……

这样的“好性情”，先生同样有，因为他的笔记体花草亦是写得精彩。在我看来，这好性情，不仅指脾气好，更是要有一颗平常心。

汪曾祺先生写凡人琐事，雅俗共赏，但因所处时期的特殊性，简约的文风含蓄智慧；何频先生的文章在叙事上细腻闲定，有处中华盛世不吐不快的欢畅，文字行云流水，逶迤道来，在笔下渐渐滋润。他迷恋“世俗”，但更多的是托物言志，透过花草在自然界中的细微变化观照生活，在热闹的都市中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大道。

“说真心话，那时候不安定，老辈们受了不少苦，而我们赶上了好时代。大学毕业后，我平心静气读了三十多年好书，寻访草木拜谒圣贤，去过不少地方，这都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我有条件继承老辈的事业。”何频先生说。

先生一边行走，一边读书，阅读量是可想而知的。通过写作《杂花生树：寻访古代草木圣贤》，他大体串联温习了历代草木典籍，着力弄清楚了与河南有关的重点。从嵇含到周王朱橚，再到李时珍和吴状元，这是一条旧的本草学到现代植物学的必由道路。与纯技术性的写作记录不同，先生的草木书写，既是时尚、鲜活的，又兼顾古代笔记体文人写作的特色和趣味，还附着林林总总的手绘。于是，其《看草》和《杂花生树：寻访古代草木圣贤》，经过优秀书籍设计师刘运来的巧思妙手，相继两次获得“中国最美的书”。

四季轮回，年复一年。目前，先生还持续在京津沪老牌纸媒上面发表草木小品和散文，这样的写作，在沉淀与积累中逐渐被人们关注和赞扬。北大刘华杰和成都中医药大学的王家葵教授，都是先生联系密切的朋友，凡有疑惑，第一时间向他们求助、请教、交流。郑州市园林局和几大公园的专家，也是先生在朋友圈里与之互动最多的。

看花草，走天下，先生按节气、时令，选择最佳的观赏时机，十二月花名、二十四番花信，不仅藏于腹中乾坤，还在古典文化中汲取精髓，《诗经》中涉及花草的自不必说，《洛阳伽蓝记》《东京梦华录》《帝京景物略》《陶庵梦忆》《扬州画舫录》《清嘉录》中的佳句也是信手拈来。每天忙于看花、写花、画花，“学习和熟稔传统只是第一步，接着是要续写新篇章，将风习、时尚和景观变化描摹记录下来”。例如，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他着意关注和保留黄河流域、南太行等地，与之相关的变化细节。他有一大套新世纪以来整理出版的《竺可桢全集》，其中日记占了很大部分，从中获得科学和写作的双重借鉴。

在行走中，先生闲散的时间被有价值的事物填满，人便有了有趣的灵魂。正如严复所阐述的“逍遥”，在逍遥中积极进取——“好乐无荒”，自律、有度、平衡，“好乐”但有节制，在限度内，而未荒废了写作、画画，并平衡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更多体现在先生的文风中——对文字的热爱，对文字的态度，其实也是对生活的态度。不经意间，先生会说到道家的出世入世，因祸得福，与花的结缘，与文的无心插柳。这种态度好像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哲学家庄子说的“逍遥”，但这不是颓废的、出世的逍遥。这种功成名就后的闲趣，其实是阅尽千帆的练达，得与失也好，盈与亏也罢，终是对生活、对大自然的贪恋与喜爱。

先生颇有毅力和定力，他说：“我不能自己潦草自己，人只有一辈子。”

初夏的早晨。那日，先生画了一纸才开花的紫玉簪和金针，花上似带着露珠。先生说，本来要多画两笔的，雨下大了，就算了。这才明白，原来花上是带着雨露啊。

先生过去的画一团团一簇簇，生机勃勃，后来画风逐渐发生了转变，画面也由层次的变化，逐渐照顾到虚实的变化，中国画的留白中带着谦和自知的舒服，或许，这也是先生心态的一个转变过程，清朗舒俊，有风骨。

“我借鉴了中国画的白描手法，有意在硬笔草木画里增添写意趣味，这大体得到了社会认可。”最新出版的两本书《蒿香遍地》和《迷失的小蒜》，是他自己插图，著作权标明著并绘系先生一人。

李佩甫为之赞曰：“燕口拾泥，著绘一体。别出心裁，草木物语。”

这样的读书爱书，这样的亦文亦画，自是颇费心思的，但这终是先生的欢喜与热爱，是辗转反侧后的柳暗花明。

在宇宙的生命中，人类是渺小的。人们往往因为想象力的有限，而把自己困在狭小的视野中。在我看来，先生的画是记录，是画的笔记体，同时，这也是对想象力的一种延续，文与画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在他的作品中，美与丑、对与错、善与恶被弱化，没有直接呈现，而是在一个个花草中，在一个个故事里，在一杯一盏一年间慢慢铺展，让你自己去触摸答案。

何频

原名赵和平，1956年生于河南修武。文化学者。出版《迷失的小蒜》《蒿香遍地》《只有梅花是知己》等多部作品，其中《看草》和《杂花生树：寻访古代草木圣贤》先后荣获“中国最美的书”。

（《郑州阅读》由河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