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学阐释中华文明的发展道路

刘庆柱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系统阐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要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其中的重要内容是探索文明发展的道路。考古学则通过探索中华文明发展道路形成的时间、空间特色及其城市核心要素的政治特色，以及中华文明对内的强大凝聚力、对外的“有容乃大”及“中”与“中和”理念之下的家国同构与国家认同文化基因的确立、发展、深化。

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时间特色。从世界范围来看，唯有中华文明有着保存至今的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中国百年考古揭示，中华大地有着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古人类学家吴新智1998 年提出了关于中国乃至东亚人类进化的假说：“‘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前者为主要趋势，后者与时俱增。”他认为这样的进化格局显示，中国现代人的祖先虽然接受过境外的基因，但主要发源于本地，而不是来自非洲。

中国旧石器文化在整个更新世于华夏的腹地表现为连续、稳定的发展与演化， 从未发生过明显的类型与技术的飞跃、中断和替代。这对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中国现代人类本土起源的理论提供了考古学和文化上的支持。

中华大地先民从一万年文化史进入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这一过程，可以通过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记载得到越来越多的证实。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有着从《史记》到《明史》总计3213卷、约4000万字的国家正史文献记载， 这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先民缔造的延续至今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的历史文献记录，这样的文献历史在 “世界六大文明”乃至世界古代国家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空间特色。中华大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主要考古学文化分布在七大区域， 即中部的“中原文化区”、东部的“海岱文化区”、西部的“甘青文化区”、南部的“江汉文化区”、东南部的“江浙文化区”、西南部的“成渝文化区”、北部的“北方文化区”。“中原文化区”位于上述七大文化区之中心。新石器时代晚期 “中原文化区”的主体考古学文化是“仰韶文化”，影响范围扩及东部的大汶口文化、北方的红山文化与小珠山文化、南部的淮河流域侯家寨文化、长江中下游的大溪文化与薛家岗文化等。庙底沟类型是史前时代中国境内分布范围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考古学文化。河南西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是庙底沟文化的核心区。

如果说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空间属性最大特征是“中”的话，那么其文化属性的最大特色就是彩陶的花卉纹。在北魏之前，在汉字中还没有“花”字，“華”亦即“花”。《诗经·桃夭》：“桃之夭夭， 灼灼其華。”“華”是“华”的繁体字，它就似一簇盛开的花卉，比后来简化的“华”字更为形似。崇拜“花”(即“華”)的庙底沟文化人群，可以说是最早的 “华人”。

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中華”主要就在庙底沟文化核心区，即今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中华文明的王国与帝国均从这里扩展至诸夏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形成五千多年不断裂的、浑然一体的泱泱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的城市特色。城市是古代文明中的核心要素，它被认为是国家产生的重要标识。如果与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人口相比较，周代人口约500万~600万，领土面积约300万平方公里;汉代人口约2000万，领土面积约500万平方公里。而雅典历史上最繁荣时期的人口也不过25万。东周、秦汉时代的王朝与古代希腊的斯巴达、雅典城邦国家规模相比，悬殊之大可见一斑。

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历史特色，是其在世界文明发展道路上的唯一具有五千多年不断裂的文明史，其不断裂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中华先民及其后人在中华五千多年历史发展中的祖先认同、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国家认同传统。由此形成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内部凝聚力与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就是中华文明“日用而不觉” 的文化基因。

内部凝聚力与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根据中国遗传学最新研究成果，目前中国境内绝大部分人的基因与五六千年前的人群基因相近。从中华姓氏研究看，中国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产生姓，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姓氏的国家。据统计，“当今中国流行的前200个(人口数量最多)姓氏中，出自炎帝姜姓系统的姓氏约占10%，出自黄帝姬姓系统的姓氏约占89%”。也就是说，当今中国人应有99%为“炎黄子孙”。

《史记· 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是中国最早的国家政治领袖，也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因此说黄帝是中华人文始祖，几千年来形成了国家祭祀黄帝的悠久历史。不论是中华民族的哪一个民族作为国家统治者，都把祭祀黄帝作为国家的重大活动，这在古今世界各国是唯一的。

对外“有容乃大”与“和为贵”。中华文明发展中对外的“有容乃大”与“和为贵”，首先表现在域外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实证中华文明发展道路上的“有容乃大”，而丝绸之路的开创则体现着中华文明开创的“和为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考古学家)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王巍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系统阐述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对我们深刻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连续性，也就是绵延不断，这是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最突出的特点。纵观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虽然发展的过程历经坎坷，虽然王朝的更迭频繁，虽然开创各个王朝的民族主体有所不同，但是她们最终都融入了以汉民族、汉文化为主体的大熔炉之中，成为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环节与组成要素。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的历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基因和独特的民族精神，一直成为保持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内生动力和坚强基石。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使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保持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秉持着深沉的文化基因，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始终坚持自身的文化传统不迷失，不动摇，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沿着自身的历史轨迹不断发展。

中华民族是聪明勤奋、不断进取、不断创新的民族。创新性始终是推动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

中华先民的创新精神在数学、医学、制度文明等层面均有所体现。

早期中华文明就体现出“多元一体”的特征，纵观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统一性始终是主旋律，具有久远的历史渊源。距今五千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区域的史前文化在各自基础上独自发展的同时，与周邻地区发生密切的联系，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或可称为“文化基因”。其发展的模式呈向内凝聚式，长江流域、淮河流域、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初步形成了早期中华文化圈。到了大禹时期，中原文化对周围的影响进一步增强。夏代后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原王朝文化的强烈辐射。中华早期文明从各区域文明独自起源，发展为中原王朝引领的局面。商王朝建立后，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原王朝对周围广大地区实行稳定控制的局面。

此后无论是统一王朝还是多民族政权并存，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乱纷争，文化传统仍然保持延续，统一仍是历史的主旋律。虽然建立王朝的主体民族有所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他们都大量承袭了中原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各少数民族也不同程度吸收了汉文化及政治制度，以华夏后裔相标榜，目标都是要一统天下，建立全国统一的王朝，共同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在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统一始终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始终强大，成为维护国家统一的内生动力，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巩固、发展的重要基因。

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过程中，都始终秉持兼收并蓄，开放包容，在交流互鉴中发展。尤其是中原地区大量地吸收各地文化因素的现象生动反映了其文化包容性，农业上中原地区形成了五谷齐备的状态。种种现象表明，黄河中游地区之所以后来成为中华文明的引领者，与其所具有的兼收并蓄的包容性，积极吸纳周围先进的文化因素密不可分。

纵观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虽然也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年代，但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从未依仗强大的武力大肆进行领土扩张。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以和为贵”的理念始终渗透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

中华文明这五个特性之间是密切联系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互为因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中原考古见证五千年中华文明

袁广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作为文物考古工作者，我们在长期的考古实践中，也印证了中华文明具有的五个突出特性。

考古发现与研究证实，中国有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而在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中国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尤其是中原地区以贾湖、裴李岗、唐户、双槐树、大河村、王城岗、新砦等为代表的人群创造的文明极富张力，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它们有力证明了我国古文化遗址的特征是层垒文化层的连续性和跌宕相继的多期文化遗存并行。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聚落发现来看，人们已经在居住方式、生业模式、知识体系、手工业传统、原始宗教文化等方面有了创新性内涵，这些内涵充分融入中原古文化，成为区别于周边地区的重要标识。如距今5300年左右的双槐树聚落是一处经过精心规划和布局的聚落，已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表现出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代表着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

中华文明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比喻成一朵重瓣花朵，认为由于中国自然地理的客观条件，中国史前文化发展呈现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构，其花心在中原，这种结构本身具有凝聚与向心作用，因而在文明产生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相邻与相近的文化逐步融合，从而使文化的统一性越来越强，具体表现为花心部分越来越大。

裴李岗文化历时2000年左右，通过三个阶段发展演变逐步将河南大部区域整合起来，作为对外扩张的大本营。在冀南、关中、海岱、长江中游和淮河中下游地区，裴李岗文化格外强势，包括磁山、白家、后李、北辛、彭头山、顺山集、双墩等文化皆受到其不同程度影响，而这种影响也最终将黄、淮河流域紧密团结在一起，形成广域而统一的中华早期文化互动圈，最终造就了中华文明在中原地区的诞生。

仰韶文化时期，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兼容并蓄、多元文化互动交融的特征极其突出。郑州—洛阳一带的大河村文化以双槐树、大河村、西山、汪沟、青台等为代表，呈现出四方通衢、文化汇聚的特征，这种文化多样性不仅限于同期不同文化类型的汇聚与交互，也表现为不同时期多元文化的沉淀与融合，尤其是大河村文化蓄势中原，吸收并融合周边先进文化因素，走出了一条重民生、务实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迈入中原地区最早的古国门槛，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发展。

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各地聚落形态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气象，各区域出现城址林立的局面。《尚书·尧典》有“协和万邦”，《礼记·礼运》有“天下大同”，《论语·子路》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明中华文明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

郑州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从裴李岗、仰韶、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岗文化，再到殷墟晚商，勾勒出华夏文化连贯有序的演进序列。在该地区的考古发现中，荥阳织机洞、老奶奶庙是百万年人类史和文化史的代表，郑州大河村和巩义双槐树遗址是古国聚落的代表，新密古城址是早期都邑的代表，他们有力证明了郑州古文化遗址的特征是层垒文化层的连续性和跌宕相继的多期文化遗存并行。特别是新砦、二里头文化的崛起标志着中国进入广域王权时代，其后的郑州二里岗商文化以及周、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均是对前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中华文明特性的郑州贡献

阎铁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是在一万年波澜壮阔的进程中形成的。作为完整参与了这个过程的郑州，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往无前的连续发展。从现代人类诞生到今天，郑州走过了5万年的漫漫长路，其间，有冰期的严寒，有洪水的滔天，有外族的侵扰，有内部的纷乱，但她矢志不移，坚定向前，从1万年前李家沟肇始文化，到8000年前裴李岗奠基文明;从5000年前双槐树形成古国文明，到4000年前夏王朝开创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郑州是唯一一个全过程参加中华“多元一体”文明创造的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最主要实证地之一，郑州具有传承中华文明主根主脉和集中展示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史的独特优势，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改天换地的创新精神。在迈向文明的浩浩进程中，郑州人的创新创造铸就了中华文明发展历史上的一座座丰碑。中国稻粟农业、原始制造、甲骨文字、建筑营造、丝绸纺织、原始瓷器、国家文明等的形成都闪烁着郑州的身影，展现了伟大的创新创造精神。伏羲在郑州黄河与伊洛河汇流处演绎八卦，张陵在郑州嵩山石室感悟“真道”，佛家在郑州慈云寺开“华夏作寺之始”，儒家在郑州嵩阳书院釀就理学之光。汉代郑州冶铁技术引领世界千载，元代郑州天文观测立世界高峰。郑州甲骨产生了最早的述事之作，诸子百家郑州人勇夺散文先声。郑州人的歌唱占据了《诗经·国风》中的1/6，郑州人书写的唐诗近万首，篇篇都是诗中的奇峰异景，一直是中华文化交流的十字要冲的郑州，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特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以人为本的统一宗旨。在中国王国时代近2000年历史中，郑州先后为8个国家都城，时逾千载。在中国大一统国家4000多年的历史中，郑州在前1000年为全国政治中心，奠基了中国核心腹地，确立了中华文明核心，书写了都城发展史的开篇之章。在迈向文明的进程中，郑州人一贯秉承以人为本、天下大同的理念，黄帝的天下共襄，为中华民族种下了天下一家的基因。夏王朝建立的一统王朝，奠基了中国历史的根本走向。商王朝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国家的第一次广域一统。这些起步于郑州的伟大开创， 成为历史中国追求统一的民心力量，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特点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兼容并蓄的包容品格。郑州居天下之中、八面来风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在迈向文明的过程中，郑州既善于创造自己的文明，也善于吸纳其他地区的先进文明，兼容并蓄。大河村、双槐树、夏商文化中的一些文明元素都能在周边文化区中找到更早的传统，百家争鸣中郑州的学派是最多的，道家在这里创立，儒家在这里蝶变，佛家在这里生根，从没有发生过宗教纷争，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特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允执厥中”的和平理念。郑州形成的“天地之中”宇宙观，体现了对称、平衡、有度的辩证思想， 成为人们观察事物、处理事务、治国理政的重要遵循，时令以天地之“中”为基准，建筑以对称“中”轴为核心，治国讲究“中”道，做人讲究“中”正。由于“中”的理念讲的是不偏不倚，讲的是和谐与平和发展，所以，“和平”理念成为自古至今中国的传统。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华民族从没有带着枪炮和毒品去强行撬开别人的大门，张骞通西域、鉴真渡东海、郑和下南洋，播撒的都是文明的种子，带去的都是为人类造福的发明创造。郑州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特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

(作者系郑州历史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