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知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层的工作后，仲勋希望恢复工作的心情更加急切。党的十一大召开后不久，仲勋便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提出想在有生之年继续为党工作的请求。与此同时，我在女儿桥桥陪同下，多次往返于北京、洛阳之间，也多次找王震同志反映情况。王震同志非常关心仲勋的“问题”，为仲勋恢复名誉说了话。这期间，我们也找过胡耀邦同志和叶帅（叶剑英同志）。我第一次见到胡耀邦同志时，他从资历、经验、工作能力、水平、威信等几个方面称赞了仲勋，叶帅也坚决支持仲勋出来工作。在大家的关心和推动下，仲勋于1978年2月24日出席了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4月初，仲勋恢复了工作。之后，中央决定派仲勋去广东工作，“把守南大门”（胡耀邦同志原话）。
对于仲勋同志的历史问题，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中说：《刘志丹》（送审样书）不是反党小说，而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的历史书。习仲勋等同志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集团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为仲勋彻底平反。仲勋和我终于放下了沉在心底多年的包袱。
初到广东，仲勋面临的形势十分复杂，任务非常艰巨。他深知重新工作的机会来之不易，做好广东工作责任重大，所以，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都要到凌晨后才肯休息。1978年7月，仲勋到沙头角考察，第一次看到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一街之隔，香港那边显得繁华热闹，而我们这边却荒僻冷清。这对仲勋触动很大。为了进一步掌握情况，这一年盛夏，最怕热的仲勋竟冒着酷暑一连跑了23个县。我心里明白，仲勋是在拼命。但是，作为他的妻子，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他是想把失去的16年时光夺回来，尽量为党和人民多做些实事。为了不辜负党的重托，为了让广东人民尽快过上好日子，仲勋和广东省委、省政府一班人，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拥护党中央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刀阔斧地抓紧开展落实政策工作，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标本兼治抓源头，认真妥善解决“逃港潮”问题，积极推行搞活工农业的一系列灵活措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率先向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了邓小平等同志的赞同。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创办出口特区（后更名为经济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实行对外开放抉择提供了宝贵经验。
1980年9月，仲勋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1月底，仲勋调回北京，先后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协助胡耀邦同志工作期间，仲勋白天在勤政殿工作，很晚回家后，还要继续接待来自各地的要求落实政策的同志们。他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研究、制定，处理了许多重大、复杂的疑难问题。在拨乱反正，推动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简机构，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这段时间，仲勋总是工作到深夜。即便如此，他还时常关心在中央纪委工作的我，嘱咐我不要熬夜，保重身体。
值得回顾的事情很多很多，令我始终不能忘怀的还有仲勋在统一战线方面所做的工作。凡是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横山起义”，就是仲勋在任西北局书记时，在党中央的支持下，直接领导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成果。青海解放初期昂拉地区发生叛乱，仲勋正确运用党的民族政策，经过反复细致的工作，成功争取藏族部落头人项谦投诚，平息了叛乱。事后，毛主席对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毛主席还称赞仲勋政治思想修养和工作水平是“炉火纯青”。新中国成立前后，仲勋与张治中、邓宝珊、傅作义等党外人士都建立了良好关系。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曾撰文称习仲勋与张治中是“党与非党交往的典范”。黄正清是甘南著名藏族代表人物，在仲勋的感召和影响下，为解决当地民族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他夫人策仁娜姆患病时，仲勋专门派人把她接到北京治病。文艺界人士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也都是仲勋的好朋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仲勋总是热情相助。梅兰芳的家人，程砚秋、尚小云的夫人，都是在仲勋的直接关怀下落实了政策。荀慧生的夫人生病，仲勋还让我代表他去探望。仲勋与十世班禅大师情谊很深，两家人经常相聚。仲勋到广东工作后不久，班禅来广东休养，两人一见面，班禅就对仲勋说：“我是奔着您来的啊！”
1998年4月28日，在南方休息的仲勋给我打来长途电话，庆贺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他在电话里问：“我们结婚多少年啦？”我回答：“55年啦！”他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激动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啊！”他听后急了，说：“你怎么这么说呢？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的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这次通话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告诉孩子们，让他们明白事理……”通话之后，仲勋对陪伴在身边的桥桥说：“你妈妈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我按照仲勋的嘱咐，记下了这次通话的内容，并把它抄给儿女们留作纪念。
2000年春夏之交，受仲勋嘱托，我赴陕甘宁老区，沿着仲勋战斗过的地方作了一次考察。这次考察历时40天，行程4000多公里。回来后，我向仲勋报告了考察的情况。仲勋满怀深情地表示，想亲自回延安看看！但仲勋竟在2002年5月24日与世长辞，他的这一愿望最终未能实现，成为一大憾事。
2001年10月15日，家人为仲勋举办88岁寿宴，习家三代人及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为他祝寿。这是习家人难得的一次大团聚，惟独缺席的是时任福建省省长的近平。作为一省之长，他公务繁忙，实在难以脱身，于是抱愧给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他深情地写道：“自我呱呱落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四十八年，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从父亲这里继承和吸取的高尚品质很多”。“一是学父亲做人”，“您是为人坦诚、忠厚”，“您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和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一以贯之”。“二是学父亲做事”，“父亲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我辈于父亲相比”，“实觉汗颜”。“更令我们感动的，是父亲从不居功，从不张扬，对自己的辉煌业绩视如烟云。这才是成大事者的风范，永远值得我辈学习和效仿”。“三是学父亲对信仰的执著追求”，“无论是白色恐怖的年代，还是极左路线时期，无论是受人诬陷，还是身处逆境，您的心中始终有一盏明亮的灯，永远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四是学父亲的赤子情怀。您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您热爱中国人民，热爱革命战友，热爱家乡父老，热爱您的父母、妻子、儿女。您用自己博大的爱，影响着周围的人们，您像一头老黄牛，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中，报效养育我的锦绣中华和父老乡亲”。“五是学父亲的俭朴生活”，“父亲的节俭几近苛刻。家教的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父亲的这种教育下，养成勤俭持家习惯的。这是一个堪称楷模的老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人的家风。这样的好家风应世代相传”。这封信，既是近平本人并代表儿女们对父亲真实感情的流露，也是一个革命后代继承先辈精神的誓言。当桥桥向大家宣读这封信的时候，她不禁热泪盈眶，我和在场的人也无不为之动容。仲勋听完来信，非常理解儿子，向家人、子女和亲朋们说：“还是以工作为重，以国家大事为重”，“为人民服务，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仲勋在最后的日子里多次对儿女们说：“我没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了个好名声！”这就是仲勋留给儿女及子孙后代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教诲儿女们如何做一个纯粹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我和仲勋相伴的日子里，他教导我“工作好、学习好，一切事情都处理好”。年轻的时候我对这三句话不能完全理解，有时甚至感到太抽象。当我步入晚年的时候，才深深地领悟到这些话的含义，并把它当作了我的座右铭。仲勋生前曾豪迈地说：“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这正是他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成为我与仲勋相伴一生的人生感悟。我把他这句话，敬录并镌刻在仲勋的墓碑上，以期自勉自励、启迪后人。
在仲勋离开我们的这11年里，无时无刻不在的思念，使我和孩子们从来就不曾感到与他分离。他爽朗的笑声、谆谆的教诲时常萦绕在耳畔，我们悉心地倾听着、温暖地感受着。仲勋百年诞辰的日子到了，我，很想念他！我们，深深地怀念他！ （齐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