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唯GDP是从”的城镇化将是场灾难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姚冬琴|北京—新加坡连线报道
国务院日前批转国家发改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城镇化被列为其中一项重点工作。
城镇化被解读为拉动内需的最大潜力，是未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在“GDP主义”的主导下，城镇化常常被误读为城市投资、城市建设。
如何避免城镇化变成新一轮“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不能只谈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不谈城市体制改革问题。城镇化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红利，只能通过城市体制改革来实现。
“有些城市只有现代化，没有传统；只有文明，没有文化。这就是城市简单扩张的结果。过去粗放的，以土地为核心的城市扩张必须终结，中国的城镇化已经到了要精细化改革的时候。”郑永年说。
城镇化应关注“人”而不是“地”
紧紧围绕GDP去做城镇化，会使城镇化变成一场“灾难”。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的城镇化被认为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为什么城镇化会被赋予如此重大的意义？
郑永年：中国要改变过去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要建设内需社会，城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内需社会主要是一种“urban phenomenon(城市现象)”，没有城市化，消费社会很难建立。传统农业社会很难成为一个消费社会。消费水平提高是城市化的一个结果。
但是，城市化的目标是什么，如何去实现？如何去收获城市化的好处，避免负面效应？大家不清楚。到了地方政府那里，城市化就是“GDP主义”的翻版。他们认为城市化，就是城市的扩张，从GDP的角度去理解城市化。跟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是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但是，消费是人的消费，不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哪能建立起消费社会。
《中国经济周刊》：“唯GDP是从”的城镇化，会造成哪些问题？
郑永年：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只是为人的城市化服务的工具。消费社会是城市化的一个产物。而GDP根本不用去谈，城市化肯定会带来GDP。如果非要通过城市化达到GDP增长多少点，这会使城市化变成“disaster(灾难)”。
现在，地方政府关注土地，银行关注土地，开发商关注土地，有人去关心“人”吗？这就是中国城市化的弊端。
我到过中国很多城市，城市化造成多少浪费有目共睹。前面一个市长规划的项目，还没做完，下一任市长又要重新改、重新建设，公路、楼房、桥梁，拆了又建，一直在产生GDP，但这是巨大浪费之下的GDP。城市化如果没有很好的统筹规划，会变成“disaster(灾难)”。
中国前30年的城市化，就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和教训了。改革开放30年，城市化速度也不慢，但产生了不少负面效应。城乡二元的分割，至今还存在。庞大的农民工队伍身份没有转化，又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三元社会”：城市居民、农民、农民工。城市化产生了那么多的“城市贫民”。中国的农民工，包括他们的家属在内应该有3亿~4亿人。他们已经在城市生活，光是关注这几亿人口的城市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了。
中国城镇化应有四种模式
中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城市，应当有不同的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周刊》：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支持城市扩容，另一种是支持多建小城镇，打造“小市大镇”？您更赞同哪一种观点？
郑永年：我认为这两者都是假命题。中国这么大，有13亿人口，一个笼统的政策怎么推行得下去？政策越不细致，到地方政府那里，就越会变成“土地城镇化”，会变成对农民的新一拨掠夺。
我认为中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城市，应当有不同的发展模式。
大城市要升级。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要通过产业升级、服务升级、城市体制改革，来达到城市升级。亚洲很多城市，比如新加坡、韩国首尔，都在这样做。
二三线城市，应该提“城市化”。
小城市，提“城镇化”，介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过渡。
至于农村，我们在强调城市化的同时，也要明确提出“保护农村”的目标，而不是一味地消灭农村。要通过小城镇建设带动，改善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农村的现代化。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70%城市化率是个顶峰。城市化率达到70%，农村的附加值就不一样了，城市人会特别向往农村。现在，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左右，“保护农村”这个概念一定要提出来了，城市化和保护农村之间要达成平衡。
《中国经济周刊》：在城镇化大多被理解为“投资”、“城市建设”的时候，谁有动力去保护农村？
郑永年：城市化，要跟社会建设，无论是城市社会，还是农村社会，结合起来，才会获得平衡发展。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去“保护农村”，就要中央去考虑。要通盘考虑，不能只关注眼前利益，要关注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建设，一揽子的东西都要考虑进去。政府不仅要承担发展经济的责任，社会建设的责任也要承担。
土地问题不解决，
户口问题也无法解决
土地是农民的“唐僧肉”，谁都想来吃一口，只有农民吃不到。
《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需要很多的体制改革，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您认为土地制度应当怎样改革？
郑永年：大家都在讲城镇化，那么城镇化的突破口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城镇化就会变成对农民的掠夺。土地集体所有制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农民名义上是土地的主人，但实际上，土地是农民的“唐僧肉”，谁都想来吃一口，只有农民吃不到。
土地制度怎样改，有两种观点：私有化和国有化。我认为，因为意识形态的因素，土地私有化在中国比较困难。现实可行的，是先将土地所有权国有化，由中央政府来掌管，将地方政府与土地的权力分离开来。土地国有化，要给农民一定补偿。之后，土地的使用权可以私有化，或者说家庭化。在这方面，中国台湾地区有比较好的经验。
土地使用权私有化之后，就可以流转，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在农村，土地可以集约化经营，形成规模经济；农民工可以选择放弃土地，成为城市居民；城市居民需要土地的，也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实现。
《中国经济周刊》：户籍制度应当怎样改革？
郑永年：土地改革跟户籍改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土地问题不解决，户口问题也没法得到真正解决。
农民手里握着土地，不想转成城市居民，他在城市也得不到应有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农民工的问题。第一代农民工，有农村生活经验，完全可以再回到乡下。第二代农民工，很大部分是生在城市，或者长在城市的，对农村、对农民生活没有一点认同。现在第三代农民工都出现了。对于这些回不去的人，有哪些考虑？这不仅是经济发展问题，还是社会稳定的问题，更不用说公民权了。
城市行政管理体制扁平化改革是大方向
城市应当是城市人的城市，而不是官僚的城市。
《中国经济周刊》：您提到，城市化、城市升级离不开城市体制改革，请问城市体制改革有哪些着力点？
郑永年：城市行政管理体制的扁平化改革是个大方向。城市应当是城市人的城市，而不是官僚的城市。以新加坡为例，人口600万，只有一级政府。中国同样规模的城市，有四级政府。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有比较好的实践经验，只有区一级政府，下面设置派驻机构。
同时，还要考虑取消城市内部的各种非行政组织的行政级别，主要包括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城市升级，还不仅是机构的改革，还应当提升城市的附加值。在欧洲，城市越古老，附加值越高。而中国有些城市，很自豪地说我有几千年历史了，可是谁也看不到几千年历史的痕迹。有些城市只有现代化，没有传统；只有文明，没有文化。这就是城市简单扩张的结果。今天，我们不再需要粗放的城市化，城市化要精细，从细节上入手。
《中国经济周刊》：如您所说，我们有些城市是官僚的城市，政府对城镇化的过程大包大揽，过多地干预，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郑永年：一定要搞清楚，城市化的主体是谁？在中国，城市化的主体是官员，是政府。城市化是政府规定的城市化，是政治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在有些官僚主导的城市化过程中，人为地现代化，不照顾传统，不仅没有创造城市文明，反而在消灭城市文明。
在成功的城市化经验中，城市化的主体是市民，是民营部门。在城市建设中，总体规划应该是“小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强社会”。而我们现在有些城市是小城市、大政府，社会能量很弱。当然，这跟中国的传统观念有关。西方的城市，是指人居住的地方。而中国的城市，以前叫城池，是衙门，是官员居住的地方。现在这方面的痕迹还有。
中国很多地方都是“有城没市”，没有人气，甚至是空城。“城”可以造，大楼可以造，但“市”造不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城市化的过程没有以人为本，“人”字写得太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