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基于1981年春题赠潘耀明(彦火)的书法，写的是“鸟”这个字的演变过程。骆宾基是研究金文的专家。
文坛墨迹
□彦火（香港）
萧红生命中的最后的一个男人是骆宾基，他较萧军和端木蕻良年轻。
时年二十五岁的骆宾基于1941年秋从内地到香港，大约十月间，去九龙乐道探望萧红，这是他们的初次见面。
萧红临逝世前，骆宾基在病榻边伴随她四十四天。骆宾基后来在《萧红小传》，曾巨细无遗地记录了与萧红相处的日子，成为后人研究萧红的重要史料。
我曾以书信形式，探询骆宾基关于他与萧红交往的内情。骆宾基对此，作了十分详细的答复。
骆宾基在覆信中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一早（在日本轰炸机开始轰炸的三十分钟之内）我就先去看她，原想商议一起躲到农村，即九龙郊区去避难，这样就必须先协助她，安排她去农村住下来之后，我才能再回到自己的寓所去取手稿及衣物等，以相就为邻，有个照应。岂知去后未能脱身，直让送她到香港半山的住宅区，又转铜锣湾，三移思豪大酒店，那已是次日的傍晚了。在乐道，我本答应萧（彦火按：指萧军），一定把她安置妥当以后再离开，而且也被她的同居者(彦火按：指端木蕻良，下同) 恳托一助，但我却怎么也想不到一到思豪大酒店，萧红的同居人竟不辞而别了。《大公报》记者杨刚来访萧红之后，萧对我说，Ｔ（彦火按：指端木蕻良，下同）随人走了，不再来了！于是作为与病人共患难同生死的护理者的责任就不容推辞地落在我的肩上了。此后朝夕相处四十天，而那个Ｔ君则在我走后的第三十四天又不告而来了（距萧红逝世仅仅还有十天），并把行李带到养和医院，说是要陪我护理病人。”
当然这是骆宾基的版本。骆宾基在《萧红小传》行文中，对Ｔ君多有贬意，相反对萧军评价是相对正面的。
骆宾基在给我的复信中，进一步表示：“问题是早已经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之次日（1941年12月9日），萧进入思豪大酒店之夜开始，直到四十四天之后逝于圣士提反临时医务站，萧红是独身一人，再也没有什么‘终身伴侣’之类的人物在这世界上存在着了。萧红与Ｔ的同居关系随着战争的爆发而在这天就宣告解除了（骆与萧只是文艺战线上的同时代人的战友关系、道义关系而亲切如姊弟）。这是历史的真实，是不容以伪善代替的。矛盾本质，就在这里。”
按骆宾基的说法，他在战乱中与萧红厮守四十四天，“谱写着纯真深挚、为俗人永远不得理解的文坛佳话。”萧红在炮弹声中的病榻上，曾向他表示过：“我们死在一起好了！”这段感情，虽短暂，却深刻，并促使骆宾基后来写了单行本《萧红小传》。
1942年元月22日中午12点，萧红饮恨而逝，只有三十一岁，临死前已经不能言语。萧红在自己的版权遗嘱里面，作了这样的安排：散文集《商市街》归弟弟，小说《生死场》归萧军，《呼兰河传》归骆宾基。反而萧红的丈夫端木蕻良，什么全没有。萧红辞世之时，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全都在场。他们一齐埋葬了萧红，然后一块逃难到了广西桂林。他们打过一架之后，骆宾基曾经拿出萧红生前写的一张纸条，给萧红嫁的这个男人看。
端木对外间议论他与萧红感情，基本上保持缄默的态度。倒是端木的家人，包括他的侄子、一些学者和夫人钟耀群都曾撰文为他辩护。以下是为端木翻案的另一版本——
当年萧红进入圣士提反临时医务站动手术之前，萧红就与端木蕻良交代了后事。一是要端木蕻良保护她的作品，将来不要让人随意删改她的作品，版权都由端木负责。她亲笔立一个字据，被端木蕻良当面撕掉了。他认为自己是她的丈夫，妻子的版权理应由丈夫继承，而且突然立个字据岂不是表明萧红不久于人世吗？不该让她落下死亡的阴影。二是，萧红多年前就谈过，她若死了，想埋在鲁迅先生的墓旁。那是她的恩师，没有鲁迅，没有自己的今天。端木蕻良完全尊重她的选择，只要将来条件允许。那么眼前呢？萧红提出，把自己埋在一个风景区，要面向大海，要用白色的绸子包裹自己。第三件事，是要端木蕻良答应，将来有条件时，一定要去哈尔滨，把她与汪恩甲生的孩子寻找回来。第四件事，是如何酬谢骆宾基，人家毕竟是个外人，肯留下来实属不易，为此她与端木蕻良商量多次。后来萧红提出，骆宾基是为自己留下的，不如把自己某本书的版税赠送他更有意义些，例如再版的《生死场》。端木蕻良则认为，《生死场》已再版多次，篇幅又不大，加起来版税不会有多少，不如把《呼兰河传》将来出书的版税送他，这是本新书，再版机会多，篇幅也长。萧红同意了，于是把骆宾基找来，当面告诉了他。
这件长期悬疑的文坛公案，当事者各执一词，孰真孰假只有长眠地下的萧红晓得。她生命中关系迩密的三个男人已先后逝世了，他们在泉下相信也有一番激烈的交锋。
（文中括号内的语句，除标明“彦火按”者，其余均为骆宾基自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