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公募基金倒逼体制破冰，非公募基金踊跃参与第三次分配
当官办慈善组织开始酝酿变革，以壹基金为代表的民间公募基金已经先行一步，走在了创新前沿。壹基金最早是由李连杰发起成立的国际性公益组织，但在落户中国内地时遭遇了身份难题。
李连杰曾与中国红十字总会合作，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成为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下面进行公募的专项基金，没有自己的独立账户和公章。几经辗转，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私募基金会的形式注册成立。李连杰曾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自嘲：“壹基金这孩子虽然还健健康康的，但它没有身份证，没上学。”
2010年底，正在实行社会组织新政的深圳市民政部门向壹基金伸出了橄榄枝。2011年1月，四处碰壁的壹基金绝处逢生，在深圳以公募基金登记。
据半月谈记者最新了解，作为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壹基金目前的公募行为还只能在登记的地域内进行，但接受捐赠可以跨地域。将来运作壮大后，如有需要，也可以从地方登记的基金会改为全国登记。壹基金成功破冰，中国有了第一个民间的公募基金会，被视为中国慈善事业重大体制转型的积极信号。
中国目前已有的公募基金会绝大多数由政府各部门创办，民间慈善团体多挂靠到官方主导的公募基金会来开展公募运作。例如，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红基会)官方网站上记者看到，挂靠红基会的公益项目就达到几十项，包括崔永元公益基金、长江公益基金、嫣然天使基金等，多数都是个人或者企业发起。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短短几年，异军突起的国内非公募基金会数量已经超过公募基金会，为中国企业及企业家实现个人公益理想、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搭建了新平台。半月谈记者专题调研中，受访的不少企业家已不再仅仅通过官办慈善机构捐赠善款，而开始建立自己的非公募基金会，从被动、临时、以突发事件为主的捐助走向主动、长期、独立且有系统的捐助。
“中国首善”、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捐款累计超过50亿。2011年5月，曹德旺家族捐出35.49亿元等值股票，成立了河仁慈善基金会，开了中国捐赠股权设立非公募慈善基金的先河，为更多企业家和富人股捐趟出新路。河仁自身并不执行项目，国内慈善机构均可向其申请项目资助，符合条件的签订合同获得资助款项，并无条件接受河仁的全程监管，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挪用。
不同于传统的公募基金，非公募基金可以独立自主确定基金会的使命和愿景，确定公益项目和善款资助方向。记者注意到，河仁主要把救灾、济贫、助学等作为资助方向，此外，平素修炼佛家心慈悲怀的曹德旺父子还捐巨资，在普陀山、九华山等地兴建万佛塔，鼓励宗教人士积德行善。
南都公益基金会是民政部批准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其原始基金1亿元人民币来源于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该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说：“我觉得最满意的还不是具体的成功项目，而是南都基金会理事会良好的治理结构。”
徐永光认为，秘书处和理事会的关系是治理结构当中最核心、也最难处的一种关系。他任秘书长期间，曾去温州谈好了在当地建一所旨在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的新公民学校，理事会多次派工作人员考察后提出不同意见，然后理事长又带人到温州谈判。直到大半年后，理事会才表决通过，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实施方案。徐永光说：“如果没有南都公益基金会这样一种治理结构，没有理事会这样反复打磨，就不会有这样的完美结果。”
在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看来，非公募基金会作为民间组织，在了解具体的社会问题和受助群体需求方面比政府更具优势，可以直接瞄准政府公共服务的薄弱点发力，更加快捷、直接地作用于受助群体。
记者调研中了解到，非公募基金多由企业、企业家投资设立，在组织管理上往往引入很多商业操作经验，凸显公益创新能力。深圳桃源居基金会借助企业开发地产的成熟经验，帮助完善桃源居社区自身造血机制，促使这个现代服务型社区被联合国有关机构评为全球理想人居社区。
首次将公益创业投资理念引进中国内地的是新公益伙伴(NPP)。2006年11月，新公益伙伴在香港成立，在运行一年多之后，NPP在境内成功注册为NPP公益创投基金，被称为中国内地第一家具有公益创投概念的公益组织。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也将创业投资理念引进公益领域。友成基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平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现有的非公募基金会多委托专业的理财公司打理，友成则是国内首个注册成立自己资产管理公司的非公募基金会。王平说，友成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有非常严格的管理流程，在机制上保障受托管理基金资产的安全、可控和保值增值。资产投资必须经理事会批准，理事会下还设有专门把关的风险控制委员会。
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说，以往人们认为基金会公益创投不可以追求经济回报，只能以社会价值体现投资意义，但现在，利润与社会影响力共存的投资回报模式正受到更多人认可。
记者调研发现，除了企业基金，媒体基金“长袖善舞”，正成为推动公益慈善事业的一大生力军。媒体和公益慈善机构联合开展公益活动，已经屡见不鲜。在此基础上，不少媒体发挥自身优势，整合企业、读者和各种社会资源，成立专项公益慈善基金，如京华天使基金、百度基金、南都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等。
去年，深圳报业集团等多家媒体单位发起成立了深圳市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关爱基金会很多个案救助是通过这样的程序完成的：媒体对需要救助的对象进行报道——市民反响热烈并要求捐助——关爱基金会筹款——基金会对救助对象进行帮扶——媒体跟踪报道善款流向和帮扶效果。
就在去年，我国非公募基金会数量首次超过了公募基金会。针对此，许多受访慈善人士向半月谈记者表示，如果将管理登记权限都放在中央和省级民政部门，工作量实在太大。一旦下放权限给地方，非公募基金会能更快捷更方便地登记，可以解放更多的爱心生产力。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今年初在全国民政会议上称，“将下放非公募基金会的审批权”。7月13日，在全国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在深圳召开)上，李立国向全国各省份民政厅局长强调，“继续下放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权限”。半月谈记者从现场获悉，“江西、广东等省下放了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
李立国还在别的场合透露，对公募基金会，将来仍然是严格审查、合理布局、宏观调控，这是各国通例；但对成立非公募基金会，对其发起人、理事中近亲人数、命名、每年公益支出的资金数量以及办理程序等，政策都会比较宽松。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窦瑞刚认为，这将有利于改革开放以来先富起来的个人和企业，通过设立非公募基金会的形式，让企业财富流向公益慈善领域，进入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作用于中国社会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