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万鹏飞谈——
城市管理的终极目标：安全 人性 便利
交通拥堵、井盖伤人、连年内涝……本应美好的城市，成了事故频发的集中地。这是不是城市发展中绕不过去的必然现象？不安全不舒心不便利能否变成安全安心便捷？人口密集的城市何时变得人性化？城市管理改革的吁求紧迫地摆在面前，我们究竟该朝哪个方向改？怎么改？城市管理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本期邀请——
安全是第一要义
记者：近些年城市中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最突出的隐患，是否说明我们的城市管理应该从粗放转向精细？
万鹏飞：现代城市是各种人流、物流、信息流聚集的地方。一旦发生灾害，会产生连锁和放大反应，所以不能粗放。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曾说过，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具体说来有几个特点：一是人为性，即风险诱因由自然因素占主导转向人为因素占主导，这种人为风险可能是偶然性人为因素引起，如操作失误、考虑不周或制度失灵等等；二是严重性，风险的严重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社会；三是全局性或全球性，局部范围的风险由于各要素的相互联系而呈现全局性或全球性特征；四是生活性，即社会成员个人生活的不确定感、危机感和焦虑感越来越强；五是科技生产的不可预测性、高度不确定性和难以控制性增强。因此，现代城市，不论其大小，都应从粗放转向精细，首先要将安全置于城市发展的首要的和战略的地位。伦敦、纽约、东京在其城市战略规划中都将安全城市作为一个总目标。
记者：是什么导致了我国城市管理的粗放？
万鹏飞：有理念方面的原因，有法制方面的原因，也有具体操作层面的问题。城市管理粗放首先是由于目前我国城市整体发展战略定位都只注重经济发展，而忽略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前者往往成为刚性目标，后者则成为以领导意图和意志力为转移、随意性强的软性目标。其次，我国涉及到城市管理的各项制度缺乏整体考虑。部门分割、信息不共享是常态，相互矛盾也不少见，因此出现“九个大盖帽管不住一个破草帽”的现象实属正常。再次，我国城市管理很多法律法规和规定太过原则，导致很多时候没法执行，比如说城市乞讨问题、养狗问题、物业费收取问题等。最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国城市管理中公民参与不够。很明显，面对越来越大和越来越复杂的城市，仅仅靠政府是难以胜任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城市的民众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普遍比较差，那这个城市的公共交通是很难管好的。所以，民众的合作是必须的。
记者：除了粗放，老百姓还感到城市管理也存在滞后的问题，比如往往造成多起事故，才想到要采取措施。怎么就不能想到前边，做到未雨绸缪呢？
万鹏飞：这还是理念问题。我们的城市管理是“结果导向型”而不是“预防导向型”。网吧火灾烧死人，全市才进行娱乐场所安全大检查；学校出现治安问题，才对中小学进行突击检查。总之，是事后处置，是结果型的、被动的、后置的，而不是事前预防的、主动的、前置的。因此，城市管理要向前端推进，要考虑从源头上解决问题。预防重于应对、规划引领管理，应成为我国城市管理的一个基本理念。
记者：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城市出现各种安全隐患和管理问题是不是不可避免？
万鹏飞：有必然性，但不能成为城市管理中安全问题频出的一个理由。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努力预防这些问题或把危害降到最低。我记得前美国联邦应急总署署长曾经讲过一句很有冲击力的话：所有的灾害本质上都是政治性事件(Disasters are very political events)。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灾害，我们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如将安全教育纳入从幼儿园到大中小学的教学计划中，适时进行各种演练；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和各专项规划中融入防灾减灾理念、制定和实施城市紧急避难场所规划；制定城市规划与公共安全国家标准；进一步细化和落实公共设施防震防火国家标准。总之，让生活在城市的所有人都感到安全、安心。
记者：是不是从规划和设计层面就应该做到缜密性、预见性、操作性？
万鹏飞：对，我们目前也有规划，但还需要相应地在城市设计和一些操作环节加以贯彻和实施。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安全设计细致到让人不可思议。比如说教室内的喇叭、电视，除了固定在墙角和天花板，上面还装有绳子和两个铆钉以防止地震摇晃时坠落。这些装置看上去很小，但一旦发生灾害，它就能减少次生灾害的发生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