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在广东精神首位的“厚于德”，昭示的是怎样的时代要求？如何去认知时代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昨天，广东省委党校哲学部教授吴灿新做客市民文化大讲堂，为公众带来一场探讨“时代与道德”的讲座，剖析当前的道德问题。
当代中国得了“道德病”
吴灿新引用之前热播的电视剧《知青》中的一句台词：“中国病了。”“当今这个时代也得了一种病，就是道德病。”他说，在短短30年里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在世界发展史上罕有匹敌，但在成绩面前，更要进行反思，尤其是当前道德层面上存在着问题和缺失，给全社会带来了迷茫。
那么，这个“道德病”的病因是什么？吴灿新剖析，道德病的产生与时代的四个特征有关：对外开放、市场经济、法治社会、商业文化。30年来，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引进外来优秀文明的同时，也导致了观念上的混乱和迷惘；市场经济带来的双重效应，既激发了每个人的活力，也带来了利益驱动一切的新观念，催生了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在社会上大行其道；而法治社会的逐渐被重视，虽然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但法治建设并没有与道德建设相匹配，因此未能有效地遏制违法犯罪的发生和增长。“法律和道德是一家，法律是刚性的道德，道德是柔性的法律。二者缺一不可，都需要社会的重视。”另外，商业文化的兴起，让一些假恶丑的新闻在人们猎奇的目光中无限放大，对社会风气也造成不良影响。
道德本质上是实践精神
如何医治道德病？吴灿新认为，以人为本的观念是关键。他说，广东精神提出“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对这种精神，人们的解读是不一样的，从事伦理学研究的他则认为“广东精神”是一种伦理的精神、道德的精神。“厚于德”是内在的品性，要长期修养才能慢慢达到；而“诚于信”则是内德的外化，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准则；“敏于行”的“行”是道德中最重要的部分，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精神，它强调实践、强调“做”、强调“行”，一个人有没有道德不是看他说得怎么样，而是看他做得如何，能在行动中履行道德的人，才是道德真正的实践者。
减少“道德代价”的付出
吴灿新反对以“道德滑坡”来形容当前的道德病，在他看来，用“道德代价”可能更加准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为此也付出了很大的道德代价。”他介绍，国外也有经历过道德滑坡非常严重的时期，并且都出现在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与我国的现状有一定的相似性。“在认识到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观和客观原因之后，我们应该利用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减少道德代价的付出。”
“现在，我们需要在以人为本的观念指引下，发扬广东的务实精神，身体力行地践行道德，让建设幸福广东的步伐更稳健，使我们的未来更美好。”吴灿新说。
精彩问答
德治与法治同等重要
市民提问：最近我们看到一则新闻，某座城市为了不让流浪者睡在立交桥底下，专门立了许多水泥锥来驱赶他们，您对这事怎么看？
吴灿新：从“以人为本”的视角来看，对乞丐、流浪者都应该一视同仁，需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想一想。道德是讲人性的，对每个人都应该有同情之心，仁爱之心。希望城市的管理部门执法过程中更具人性化，这样才能将一座城市管理得更加和谐，给人们带来更美好的生活。
市民提问：古代的统治者以德治天下，现代社会更强调的是“法治”，似乎把法治凌驾在了道德之上，我们应当怎样把握法理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呢？
吴灿新：古代农耕社会里，是以家庭为单位组成的国家，因此家庭的伦理观念会扩大到社会，以“德主刑辅”来进行社会的治理。而现代工业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构造发生了剧变，因此法治的功能也凸显出来。但我们在突出法治的同时绝不能轻视道德的教化作用。德治法治两者并不能说哪个更重要，两者同等重要。
市民提问：您讲到了有四大因素造成社会道德滑坡，但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前少数干部的腐败和公权力滥用，您是否认同？
吴灿新：这个问题是我们转型时期的特殊现象之一，但这一现象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造成了很大负面影响。我们国家有德治的传统，居于上者应该起到表率作用。如果精英没有在道德上起楷模作用，又如何让平凡老百姓讲道德？因此，践行广东精神，我认为，官员群体、企业家群体、知识分子群体尤其需要作出表率。
嘉宾简介
吴灿新：广东省委党校哲学部教授，兼任中国政治伦理学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伦理学会名誉会长、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广东省优秀中青年社会科学家，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主要从事哲学伦理学研究，已出版相关著作50余本，发表论文300多篇。(记者 韩文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