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兄弟姊妹九人，嘉宾排行第三，生于1916年(旧称民国廿年)，实际上按男女分开排列，他应是长子嫡孙，但我们都习惯称他“三哥”。从我有记忆时起，三哥和四哥(嘉乐)是我家的“顶梁柱”，祖母在一家人吃饭时，通常安排三哥坐在她身旁。村中人都习惯称我母亲“嘉宾妈”。有亲友入村问路，都是问“嘉宾的家在哪里？”
三哥自幼在祖母和双亲的培育教养下，养成了孝敬长辈，爱护后辈，关怀、尊重亲友的品德。年青时，他在村中当小学教师，还常约友人来家中叙谈业务、时事，参加乡中的篮球比赛。他写得一手优雅的字，在我家兄弟姊妹中首屈一指。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得妻舅的帮助去了陪都重庆，在中国农民银行任职员。当时，他既要养妻活儿，又要供六哥(嘉锐)在重庆读中学，还要寄家用赡养在家乡的母亲和弟妹，担子很重。抗日战争中，侨汇中断，他以在银行工作之便毅然承担了驳通侨汇、救广大华侨眷属于水火的义务。于是海外华侨将款项汇到重庆中农银行，由三哥转汇往广西省梧州市，再委托乡亲余中贤先生辗转带返中山，交给当时在我家协理家务的二姊惠明，再由她按名单分派给侨属，或亲自上门派款。有一位老妇人收到侨汇时，感动得跪下向二姊叩头，说：“要不是你们派侨汇来，我就快要饿死啦！”此事在乡中传为佳话。
1945年，抗战胜利了，次年，三哥奉调举家南返，到香港中国农民银行(即现在的中国银行)任职。不久，父亲也自澳洲退休回到家乡，三哥立即携眷回乡探望双亲，以后，他每月都按时寄家费给父母。三哥在香港租了一间很大的类似别墅的住所，乡中的家人和亲友经常去香港，就住在这里，三哥还义务帮一些亲友找工作、联络亲人。不少人在三哥的帮助下，刻苦打工创业，后来成了老板，有的还出了国。三哥的家，当时就像一个转运站和旅行社。1951年，我出国去澳洲，经过香港时，也住在三哥家中。我的六哥嘉锐、七哥嘉煜相继出国，经香港时也住在三哥家。
三哥还几次带我过九龙红磡观音庙前地、昔日大姊倩华一家遭空袭炸死的地方凭吊。
三哥一生，养育了六个子女，个个都成家立业，特别是他报国安侨、扶危解困、驳通侨汇，使海内侨属死里逃生，居功至伟。他为人谦顺、诚恳、好客，不自傲，不求名利，不记仇。在三哥身上，我看到了中华民族子孙的傲骨和艰苦创业，百折不挠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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