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因为太多“伤仲永”的教训，人们也担心公众的过度赞誉是对刘路的捧杀；尤其是，当兴奋的公权介入进来，带着极强的功利心参与对刘路的宣传或奖赏，刘路原本平静的学习研究生活可能会被打破。但正如刘路自己说的，人生好比一道数学题，外在环境只能影响你的速度，或牵引加速，或阻碍减速，决定最后终点的人只有你自己。我相信，只要外界舆论尤其是公权部门，将对刘路的关心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所谓捧杀完全可以避免。
一个充满活力与朝气的社会，就应像广告词说的那样：一切皆有可能。这些年，一个可喜的现象是，见诸报端的“最年轻教授”的年龄正越来越小。当年，陈章良29岁被聘为北大教授，成为最年轻教授；前年，27岁小伙周涛受聘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去年，28岁邓露担任湖南大学博导……
“最年轻教授”的年龄屡创新低，这究竟是好事，还是“荒唐”事呢？对于奇才与人才而言，当然是好事；只有对庸才与妒能者，才显得“荒唐”。想想民国时期，最年轻的教授叶公超也只有22岁，20余岁的教授更是一大批。让年轻学者的学术黄金期可以在教授平台上全心治学，而不至于为了教授职称而无谓地浪费牺牲，这难道不是值得借鉴的经验吗？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需要有一个学术自由的氛围，需要一切以学术能力说话，不搞论资排辈，不惧破格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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