蚍蜉撼大树
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让王丽英的丈夫及家人不知所措。按照知情同意书规定，药物不良反应的后果由辉瑞公司承担。
于是，史德勇以及王丽英的父亲、王丽英的女儿三方作为原告诉之法院，请求判令北京肿瘤医院、辉瑞公司赔付人民币四十余万元。
2011年1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参照司法鉴定结论，北京肿瘤医院医疗及药物试验行为均无过错。辉瑞公司药物试验本身也无过错，但药物与王丽英服药后短期内死亡之间存在主要因果关系，缩短了患者的生存期限，理论参与系数为75%（即承担大部分责任）。法院根据双方知情同意书的约定，依据合同法，判决辉瑞公司赔偿原告人民币30万元。
辉瑞公司不服，提出上诉。在上诉书中，辉瑞公司对司法鉴定结论提出质疑，认为因家属拒绝对患者进行骨髓穿刺和尸检，致使受试者血小板下降，无法判定是药物所致，还是肿瘤骨髓转移所致。此外辉瑞公司坚持，相关款项应当是基于公平责任原则给予的补偿，而非赔偿，相关金额应缩减为13.7万元。
在这场关于受试者损伤补偿的医疗纠纷中，患者家属和医院并未出现太大的纷争。
“毕竟是主治医生，受试者把她的生命权都交给了医生，医生是有责任为她的安全得到保证，包括相关权利主张。”沈琳说。
“生命不能用钱来衡量。”史德勇说，试药之前，王丽英的体重已经恢复到98斤，体能也恢复得不错，两人还常去家附近的山上走走。试药之后，妻子全身布满了出血点和瘀斑，抢救和治疗也让身体遭受了极大的痛苦。
“不该不听你的话啊。”史德勇回忆称，王丽英在临终前对试药表现出后悔。此前史德勇曾建议，放弃化疗等治疗手段，转而寻求一种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活期的保守治疗方法。
“如果不参与试药，她不会这么快、这么痛苦地走。”史德勇摇着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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