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摘要】“机会难得。”史德勇回忆说，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和对医生的信任，最终王丽英决定参与试药。2007年3月30日，王丽英开始服用那些橘黄色的胶囊。最初的反应是恶心，全身没力气。等到第12天晚上，王丽英突然开始流鼻血，4月16日她再次入住北京肿瘤医院。.....北京肿瘤医院日后呈交法院的病程记录显示，患者服药14天后出现Ⅳ度骨髓抑制伴有出血倾向，为药物所致严重不良反应，按规定向辉瑞公司和本院伦理委员会上报。
每年中国有数十万人在做着新药临床试验。尽管对试药者健康的考虑早被奉为人体医学研究的伦理准则，然而在中国，这依旧是一个科学、伦理、商业利益和人情交织的复杂话题。
发自北京
牺牲的试药者
王丽英死了。在服用试验药物36天后，这个被医学上称为“受试者”的女人死了。
除了悲伤的亲属外，55岁的王丽英留下的还有一场与全球第一大药企——美国辉瑞公司之间旷日持久的官司。
在被官司折磨了四年后，王丽英的丈夫史德勇终于拿到了试药的主办者辉瑞公司的30万元赔偿。
至今，史德勇仍记得一年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
法院认定，“试验药物与王丽英服药后短期内死亡之间存在主要因果关系，缩短了患者的生存期限”。尽管时至今日，辉瑞公司仍旧坚持“无法得出试验药物造成病人死亡的结论”。
根据辉瑞公司上传至世界临床药物试验最权威网站之一的clinicaltrials.gov网站的信息显示，在全球共78人参与的药物临床试验中，死亡人数为8人，共发生不良事件11起。
王丽英正是这8人之一。
30万元，这是王丽英用生命换来的赔偿，但在临床试药全球化的背景下，这是近年来，中国试药者通过法律途径，获得赔偿的为数不多的案例之一。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2010年的统计显示，2000年到2008年，共有5.8万多例临床试验在美国以外的173个国家进行。
而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三大药品消费市场，中国正成为全球新药试验的理想之地。长期关注受试者保护的学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每年审批允许临床研究的新药达数百个（2009年获批新药773个），每例新药最低受试人数合计约500人左右，据此推算，这个数字是每年数十万人。
与庞大试药群体相对应的是，近年来因试药引发的医疗纠纷频频见诸报端。
多次参加卫生部立法起草工作的专家卓小勤称，近日他已经接受委托，准备起诉一家跨国制药企业在北京某三甲医院进行抗癌药物试验，造成受试者死亡的案件，而试验药品早已因不合格被全球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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