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春运：春运不仅是交通难题，更是“发展中问题”。彻底解决“春运难”，需要经济社会层面的配套改革
“年年春运年年难”一次次证明：运能增加和运力调配，总是赶不上春运出行人次的快速增加。
这一点，看看中国春运客流量增长曲线就清楚了——
1991年，全国春运共运输旅客8.5亿人次；
2001年，这个数字是16.6亿人次；
2006年接近20亿人次；
2011年该数据飙至26.4亿人次；
2012年春运预测达到31.58亿人次。
不难看出，20年间全国春运客运量增长近4倍。而且最近一年间就增加约4亿人次，超过美国人口总数。这样的增长速度，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交通建设不可能以春运为目标，如果那样，春运过后将有大量运能闲置。”中国铁路博物馆原馆长贾本义认为，那样做是个极大浪费，国力承担不起。
观察春运难，必须跳出交通运输的视角。
剖开这场被国外称为“人类最大规模周期性迁徙”的内核，你会发现：交通问题只是表象，春运本质上是个“发展中问题”。
透过喧嚣冷静思索可以发现，春运的积极一面是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8.3亿劳动力资源中，有5.9亿在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开，世代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走上自主择业之路。而同期沿海地区的率先开放，正好接纳了这股庞大的进城务工流。
“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个现实国情：今年春运31.58亿人次的客流量，不是中国春运客流量的顶点。在未来20年内，伴随城镇化率提高，春运人流将持续增加，突破40亿人次只是个时间问题。”许光建教授说。
春运还折射出百姓生活水平的提升。
“更多的人口袋里有钱了，买得起票，回得起家。尤其是农民工收入得到改善。”许光建教授说，这显示国家从2004年开展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活动以来，农民工的收入增长和保障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浩浩荡荡的春运大军中，还有一股正在壮大的游客队伍颇受关注。有北方人南下过冬，有南方人北上看雪，有城里人下乡度假……这是中国人在生活水平提升后，生活方式从“定居的文明”向“移动的文明”的转变。
“前些年衡量中国人幸福指数的标准是恩格尔系数，现在则是旅游指数。”江苏省旅游局信息中心主任周晓平说，“挣更多的钱，游览更多的地方，几乎成为一种潮流。”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春运现象是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张扬。
“春节中流动人口持续增加，还折射出家庭凝聚力增强，社会思潮朝着中国传统核心文化回归。”多年从事春运工作的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主任刘晓明说：“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位，家庭凝聚力增强，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必然跟着增强，这是值得大力提倡的优秀文化。”
观察春运难，不得不触及经济社会的深层矛盾。
统计显示，我国农民工总数，已经增长到目前的近2.6亿人。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也在加速。但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给春运带来很大压力。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到2011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6%，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其中包括了农村进城人口，但这部分人没有被纳入城市社保体系。他们的户籍仍在农村，有承包地，有家、有根。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的话说，他们“被城镇化”了。
如今，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仍然流动在故土和打工城市之间，仍然在为一张春运火车票而苦苦守候在寒风里。
为什么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将国民待遇还给农民，早已在理论上达成“共识”，而进展却如此缓慢？主要原因是利益结构固化其中的城市制度，排斥外来农民工，理论界称之为“城堡意识”。
“春运难”只是城乡二元结构内在矛盾的一个方面。要真正解决“春运难”，就是要让农民工从“候鸟式”的来回迁徙过渡到在城市定居下来。
观察春运难，除了审视城乡二元结构，也不得不审视区域发展不平衡。
一名在广州打工的农民工在网上留言说：“我没票回家，虽然家里已经准备了好几个姑娘相亲。”他希望在西部的家乡能发展起来，自己早点返乡就地打工。
“如果国家努力实现经济布局的均衡化，在每500公里左右的半径形成几个城市构成合理的经济中心区，迁徙式的务工大潮就会平息，‘一票难求’也将不复存在。”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名誉会长包永江表示，如果资源仍然过分集中于“北上广”地区，春节火车票只会越来越难买。
心安之处即故乡。帮助农民工扎根城里，在哪里过节都有家的感觉。那时，回老家就只是一个选项，而不再是唯一选择。(记者宋振远、林红梅、周劼人、双瑞、邓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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