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强制措施后，怎样尽快“通知家属”?
2003年6月4日，四川省金堂县公安局城郊派出所将涉嫌盗窃犯罪的李桂芳刑事拘留。李反映其3岁的女儿思怡独自在家，请求通知其姐姐照顾。因没有通知到，17天后，人们发现，小思怡已饿死在家中多日……
让亲人第一时间知道行踪，是每个人的愿望。一审稿设置了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形: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这一规定引起较多反对。
据悉，2011年8月底到9月底，全国人大通过网络征集到7489人的80953条意见。其中，比较多的意见担心该条款易被侦查机关滥用，造成秘密关押拘捕，建议一律通知或规定“不通知”的最长期限。
吸纳民意，二审稿新增规定:有碍侦查情形消失后，应立即通知被监视居住人、被拘留人家属;逮捕后，除无法通知以外，应一律24小时内通知家属。
对此，范徐丽泰委员很赞同:“这平衡了侦查的需要以及家属的知情权。”
来自香港的吴清辉代表在肯定新规定的同时提出:“草案规定，一般都在24小时之内通知，这是非常好的，可是司法实践中，能不能都做得到呢?”
小思怡的例子，也为委员所关注。一审时，沈春耀委员就此建议增加规定:对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的，可以监视居住。二审稿吸纳了这一建议。
针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陈舒建议，明确公民在强制措施前得到辩护的权利，“保证相关机关在审批时，能够充分听取控方和辩方的意见，增加制衡和及时纠错的力量。”
辩护人行权，咋能避免“提心吊胆”?
“刑事辩护律师一不小心就会‘触雷’……”“注意不要擅自单独收集证据，对公安、检察官、法官要客气……”这是网友交流避开刑事辩护风险的心得。
这种无奈，缘于“悬在律师头上的剑”——现行刑事诉讼法、刑法中有关“律师伪证罪”的规定，即辩护人不得帮助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否则要承担刑责。
一审稿将辩护人改为“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在征求公众意见时，这依然被看做对律师有歧视色彩。为防止该条被滥用，二审稿新增规定:辩护人涉嫌犯罪，应当由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
“这一点显示了我们法治的公平正义原则，社会舆论反映非常好。”二审时，李连宁委员表示。
陈舒认为，这一条依然有不足，“法律并没有对其他法律从业人员有类似的规定，这是一个失衡的、歧视性条文，将辩护律师列入了需要特别防范的潜在的‘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敌对者之列。建议删除‘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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