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通才刘鹗的双面人生(图文)

    三

　　刘鹗是近代较早把眼光注意到西方世界的中国人。在列强频频入侵的晚清大变局中，他为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开出的“扶衰振敝”的药方是，借用外国资本兴办实业，筑路开矿，使民众摆脱贫困，国家逐步走向富强。他给著名考古学家罗振玉（后来与刘鹗结为了儿女亲家）的信中曾这样说道：“晋矿开则民得养，而国可富也。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 　　

　　他的观点听似有理，但将国家矿藏资源的开发权交给外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更为当时的朝野所不容。 　　

　　那时，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丰富的矿藏虎视眈眈，以掠夺资源来对中国实施经济侵略。1896年，“皮包”公司“北京辛迪加”（福公司）在伦敦注册后，创始人罗沙第便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进行公关。他需要先找一名熟悉中国官场又能托付些微妙任务的总经理。他的好朋友、中国招商局总办马建忠就向他推荐了刘鹗。马建忠还帮助刘鹗与晚清重臣李鸿章及其两个儿子搭上了关系，获得了足够分量的政治支持。 　　

　　这时的刘鹗，曾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到湖北商办芦汉铁路，但却玩不过盛宣怀的手腕，受排挤落马；随后他又上书直隶总督王文韶，建议修筑津镇（镇江）铁路，却卷到镇江乡党的内斗中，惹了一身骚。 　　

　　刘鹗还因进京行贿而在京城官场中留下了相当负面的评价。他曾带“字画数十件余”前往行贿身居高位的另一老乡翁同龢处，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时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他在1895年五月廿一日的一则“日记”为证：“刘鹗者，镇江同乡，屡次在督办处递说帖，携银五万，至京打点，营干办铁路，昨竟敢托人以字画数十件餂余。记之以为邪蒿之据。” 　　

　　刘鹗行贿翁同龢，自然是为了“承包”铁路工程，没想到翁同龢高风亮节，不念同乡之谊，不为重金所动，还在日记里把刘鹗的这一丑行记录下来了。 　　

　　所以，当罗沙第来北京时，在总理衙门工作的刘鹗正郁闷不得志呢。经马建忠牵线，自然一拍即合，刘鹗便欣然出任福公司的华人经理，开始了其颇受人诟病的买办生涯。 　　

　　刘鹗的买办生涯伊始，他的亲家毛庆蕃、妻舅高子谷都曾经居中帮忙。毛庆蕃是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的亲信下属，刘鹗与翁同龢的交往，由他承转。翁同龢对福公司的态度，他也随时向刘鹗透露。高子谷虽然是刘鹗在总理衙门的同事，但他身为北洋大臣王文韶的孙女婿，其能量自然非刘鹗可比。王文韶以军机大臣身份兼管外务部之后，高子谷掌管着外务部的电报密码本。清廷高层关于福公司事务的机密文电，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告知刘鹗。 　　

　　曾经商海的刘鹗是操作高手，善于打擦边球，去绕开政策之限制。当时矿藏是严禁外资染指的，刘鹗便想了个办法：煤矿在名义上还是国有，自己开采，但因为资本不够，便向福公司借款白银一千万两，福公司因之而获得了山西盂县、平定州与潞安、泽州两府属矿六十年开采权中利润的50%，并承担其间所有的开支。合同名为“筹借洋债”，但既没有规定还款期限，也没有规定借款利息，实质上就是变相卖矿，于国于民皆不利。

（ 作者： 刘继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