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郑位于嵩山东麓，地处二、三级阶梯过渡带，区域内地貌类型多样，涵盖山地、丘陵与平原。裴李岗遗址位于双洎河交汇不远处的河湾岗地之上，上覆全新世及更新世黄土，下伏新近纪冲洪积砾岩，上部较为松散，常见脉石英及燧石等石料。嵩山东麓地区是裴李岗文化的核心分布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分布亦十分密集，是探索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理想区域。

嵩山东麓旧石器、裴李岗遗址分布图

裴李岗遗址是裴李岗文化的命名地，1977年至1979年曾开展三次发掘，墓葬材料发表较为丰富。近年来，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取得一定进展，但发掘遗址数量及面积总体偏小，对文化内涵的认识仍有不足。2016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郑州西部及双洎河流域展开系统调查，发现了一批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2018年至2025年，我们选定裴李岗遗址开展了持续多年的考古发掘，目的是为了系统认识区域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面貌，深化对裴李岗文化的了解，探讨中原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演变过程及其动力机制。本轮发掘首次在遗址下层确认了内涵丰富、堆积连续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并在裴李岗文化阶段取得多项新认识。

裴李岗遗址位置航拍

裴李岗遗址总平面航拍

一、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

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以西部最为集中，沿古洧水南北向分布，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地层上部原为裴李岗文化墓葬区，东部尚存全新世古土壤层S0，西部因生产活动破坏缺失该层，耕土层下即为旧石器文化层，主要为马兰期黄土或次生黄土堆积。文化层可分为三大层，总厚度超过8米，遗物产状显示属原地埋藏。

依据地层关系、测年结果及遗物特征，可将遗存划分为三个阶段：早段距今3.6万~2.9万年，遗物以简单小石片石器工艺为主，石核未见明显预制;中段距今2.9万~2.2万年，出现细石器工艺，以柱状、锥状细石核最具代表性;晚段距今2.2万~1.4万年，以楔形细石核最为典型。

旧石器晚期早段典型遗物

旧石器晚期中段典型遗物

旧石器晚期晚段典型遗物

石料利用方面，早段以脉石英为主，中、晚段以脉石英和燧石为主，另见少量赤铁矿、灰岩和砂岩等。石制品以石片和碎屑数量最多，工具组合中刮削器占主导。自中段开始出现预制细石核，石器加工技术发生显著变化。

不同阶段遗存堆积丰富程度差异明显，其中中段最为集中，发现石器制造及鸵鸟蛋壳串珠加工场所，并出土与用火相关的石制品、炭化骨渣和烧黑的鸵鸟蛋壳。该阶段出现石磨盘，显示定居程度有所增强，或为裴李岗文化时期广泛使用磨制石器的滥觞。同时，鸵鸟蛋壳串珠及染色行为体现出明确的象征性行为与审美意识。晚段遗存相对稀疏，不见鸵鸟蛋壳，但堆积连续，未见明显中断。

旧石器鸵鸟蛋壳加工流程遗物

二、裴李岗文化阶段遗存

裴李岗文化阶段聚落依托岗地分布，整体呈东西向格局，面积约6万平方米。遗址西部断崖下发现古河道，未见壕沟设施;东南部地势低洼，湿地环境可能为聚落提供重要水源。聚落内部可区分为生活区和墓葬区，两者在西南及西部局部重叠。

生活区以房址、灰坑和陶窑为基本单元，成组分布于遗址东北、东南、西南及西部。

裴李岗阶段聚落分布

遗址中东部发现的多室建筑F1由三室组成，东室火塘保存较好，底部平整，烧土面清晰，残留炭块、陶片及石块。西室出土较多陶塑制品，房屋周边灰坑分布稀疏，显示该建筑可能具有特殊功能。遗址东南部发现红烧土柱和木骨泥墙墙面遗存，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红烧土房屋证据之一，为研究仰韶时期红烧土建筑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F1多室建筑

陶窑

陶塑

本次发掘新发现墓葬170余座，可分为两个墓区，其中西南部墓区为首次发现。墓葬叠压和打破关系复杂，局部成排或成组分布，多件错位打破现象，可能反映亲缘或家族结构。根据打破关系暂分早、晚两期：早期以M85为代表，随葬陶器分组摆放，壶多为纵椭圆腹，夹砂罐和鼎饰“之”字纹;晚期随葬品减少，陶壶体量偏小，器形多样，呈现冥器化趋势。

南部墓葬区(局部)

西部墓葬区(局部)

ⅡM85

ⅡM85出土器物组合

两个墓区尚未完全揭露，其空间关系仍待确认。总体葬式葬俗较为一致，竖穴土坑墓，南向，仰身直肢，陶壶多置于头西侧，已形成稳定的葬俗。西部墓葬核心区墓圹普遍较大，部分墓葬随葬品丰富，壶、深腹罐、三足钵等陶器多成组出土，另一般多见石磨盘、磨棒、陶鼎、绿松石等，反映出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

ⅡM90

生活区出土陶塑以人物和动物头像为主题，精细者采用浮雕、刻划等技法，底部多穿孔;简约者以捏塑成形。部分人面陶塑具有明显面具化特征，其中“介”字形冠人面獠牙像为探索史前神人形象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

三、多学科研究

在精细化发掘和系统采样基础上，综合运用碳十四、光释光测年及孢粉、地磁和土壤微结构等多学科方法，建立了较为可靠的年代框架，确认裴李岗遗存年代约为距今8000年~7600年，并重建了双洎河流域自更新世晚期以来的环境演化过程。残留物分析表明，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形成以黍族、橡子、块根植物采集及鸵鸟蛋、水生资源利用为特征的广谱生计模式;浮选大植物遗存则显示出裴李岗文化阶段已发展出以黍为主、粟黍稻并存的混作农业体系，呈现低水平食物生产与广谱采集渔猎并行的过渡特征。作为药食同源的紫苏，较高的出土概率显示出遗址对香料利用的独特性。纤维加工和染色证据反映出早期纺织业活动及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分工。同时，首次确认距今约8000年前以稻米为原料、利用红曲霉酿酒的证据，揭示了陶壶的酒器功能及其在丧葬礼仪中的作用，对认识早期农业扩散和社会复杂化具有重要价值。

四、价值与意义

裴李岗遗址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重大变革以及新石器化两个关键时段，是目前中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地层堆积最为连续、面积最大的旷野型遗址。

1. 旧石器晚期阶段，石器工艺从小石片石器向细石器转变、石磨盘类磨制石器的出现、对水生动物的开发利用、鸵鸟蛋壳饰品加工等一系列新的文化因素涌现，为研究这一阶段技术演化、食物广谱化、定居程度、象征性行为等提供了新的线索，对研究中原乃至华北平原旧石器晚期发生的变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裴李岗文化阶段，聚落结构日渐明晰。生活区以房子、灰坑、陶窑为基本组合。部分房址功能特殊，反映了人群的精神信仰与艺术审美。墓葬反映出一定社会分化，社会组织可能包含多个氏族，以家屋为基本生活单位。多学科研究成果有序开展，为研究农业起源与扩散、手工业起源与发展、社会复杂化、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互动及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个案支撑。

3. 遗址细石器工艺经历了从发生、发展到衰落的全过程。细石核、石磨盘、小型串珠、食物的广谱化趋势、对遗址的长时期占据等显示出从旧石器晚期到裴李岗阶段存在演化关系。晚期晚段遗存已进入旧新过渡期范围，从旧石器晚期至裴李岗阶段连续地层剖面的确立，为继续寻找旧新过渡期遗存提供了地层依据。

郑州商城坐落于今郑州市区范围内，学界普遍认定其为商汤所建之“亳都”，属商代早期都城。近十年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开展持续性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一系列重要发现，更新了对郑州商城都邑布局、功能区划与文化内涵的认识，为探讨商代早期国家形态与文明发展水平提供了关键实证。

郑州商城2015年至2025年发掘项目位置图

一、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

1.发现国内已知早商时期规模最大的“府库”类夯土建筑基址群

基址群位于郑州商城内城西南部，共发现17处长条形夯土基址，总占地面积达上万平方米。基址长30米~42米、宽9米~11米，呈东西并列、南北三排分布，走向与内城墙一致。基址间还发现有多条配套排水沟渠。

该基址群形制与偃师商城Ⅱ、Ⅲ号建筑基址群高度相似，多数专家认为其是郑州商城的“府库”类仓储设施，是目前所见早商时期规模最大的仓储遗存，为研究早商国家物资储备体系、都城经济管理方式提供了关键实证。

郑州商城内城西南部夯土基址群位置平面图

2.揭露出商代早期复杂水利系统，改写早商都邑布局认知

水利系统主要分布于内城东南部，由1段自然河道改造段和2段人工开凿沟渠组成，总长约540米，最宽12米、最深4米，内设石砌挡水墙、分流设施，形成互通互联的水网体系。同时发现高规格夯土木构水井，并首次出土夏商时期的青铜材质双系汲水罐。

该水系兼具排水防洪与城市区划功能，证实内城南部存在远超以往认知的大型水利工程，为探索早商都城规划理念、功能分区提供了全新实物证据。

郑州商城内城东南部水系遗存走向位置图

郑州商城东南部水系遗存：石砌挡水墙(从北向南)

郑州商城东南部水系遗存：自然河道改造段(从西向东)

郑州商城东南部水系遗存部分剖面(从南向北)

3.首次在内城发现早商时期铸铜、制骨手工业遗存，刷新早商都邑手工业空间布局

铸铜遗存位于内城东南部，出土有陶范、石范及近400块铜矿石等冶铸遗物。陶范、石范的批量出土，直接反映出商城内城区域明确存在铜器铸造加工工序，而铜矿石遗存，则进一步暗示该地点极有可能还配套开展了铜矿石初级冶炼环节。这一系列关键遗存的发现，首次证明了郑州商城内城存在规模化铸铜手工业，彻底改写了以往学界公认的“郑州商城铸铜遗存仅分布于城外、内城无铸铜手工业”的传统认知。

郑州商城内城东南部发掘点出土铜矿石

制骨遗存同处内城东南部，出土大量骨、角、牙料及石质加工工具，填补了内城制骨手工业的空白，印证早商手工业分工精细、布局合理。其中发现多例“剥片式”取料骨料，将该技术的出现从洹北商城时期提前至二里岗文化时期。

两处手工业遗存的发现不仅更新了对郑州商城手工业布局的认识，更让学界对商代早期都城的功能分区、手工业生产体系、国家资源管控模式有了颠覆性的全新认知，为探究商代早期都城手工业布局、商王朝核心手工业生产管控机制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依据。

郑州商城东南部发掘点出土骨料

4.发现多处高规格祭祀遗存，填补早商都邑祭祀体系的空白地带

一处位于内城外西北部，为环壕与夯土墙合围的长方形大型祭祀区，东西宽约30米、南北长逾50米。中部设核心祭祀场，周围密集分布数十个祭祀坑，出土人骨、动物骨骼、卜骨、石刀等，祭祀区北部有成排夯土建筑基址。有学者认为，该遗存与文献记载的“庙、社、坛、坎”等祭祀形态密切相关。

郑州商城内城外西北部大型祭祀区(上北)

一处位于内城西墙外侧，发现一处夯土基址及由陶器、人牲、动物等祭祀坑组成的商代祭祀遗存，此处西距张寨南街铜器窖藏坑不足百米，是首次发现与青铜器窖藏坑有关的重要遗存，推进了对铜器窖藏坑埋藏性质的认知。

郑州商城内城西墙外发掘点航拍图(上北)

郑州商城内城西墙外发现的商代陶缸祭祀坑(从西向东)

另一处位于内城西南角，发现一批方向统一、分布集中、极少打破的规整灰坑，出土大量人骨、动物牺牲、完整陶器及卜骨、卜甲，确认为长期、固定的祭祀场所。这是继宫殿区之后内城又一处集中祭祀区，丰富了早商都城祭祀的空间分布与层级结构。

郑州商城西南角发掘点航拍图 (从西南向东北)

郑州商城内城西南角发现的祭祀坑(从东向西)

郑州商城内城西南角发现的祭祀坑(从南向北)

郑州商城内城西南角出土卜甲(T632H3158)

5.发现国内时代最早的兆域遗存与高规格贵族墓地，厘清陵寝制度起源

内城东南部发现国内目前时代最早的兆域遗存，为殷墟王陵兆域制度提供了直接源头证据，是研究中国古代兆域与陵寝制度起源的关键节点。其中M2是郑州商城迄今发现等级最高、随葬品最丰富的贵族墓葬，出土国内首见扇贝形金覆面，配以绿松石嵌金牌饰、金泡等重器，反映黄金礼器在早商丧葬礼制中的重要地位。内城西南部亦发现不同等级墓葬二十余座。其中，M47保存相对完整，随葬品丰富，出土的由绿松石、牙器、金泡组合的兽面镶嵌器，为早商时期首次发现。该墓地与书院街贵族墓地呈东西一线分布，与之关系密切，为探讨二里岗上层二期内城南部功能分区提供重要线索。

郑州商城西南部H8608出土陶器

郑州商城西南部G44出土陶器

郑州商城西南部H8943出土带镂孔双层陶簋

郑州商城西南部M47出土的兽面镶嵌器(右侧为复原)

郑州商城东南部H1123出土的玉戈

二、学术价值

1.厘清早商都邑布局，印证“纲维有序”的都邑规划理念

新发现的水系、作坊、府库、祭祀、墓葬等遗存，清晰的界定出内城南部功能分区：中南部为手工业作坊区，西南部为府库仓储区，西南角为祭祀区，东南部为高等级贵族墓葬区。布局规整、功能明确，充分展现早商都城规划有序、治理成熟的“纲维有序”特征。

2.填补多项考古空白，完善早商制度体系研究

早商最大府库、复杂水利系统、内城手工业遗存、高等级祭祀遗存、最早兆域与高规格贵族墓等一系列发现，分别在物资储备、水利规划、手工业布局、祭祀礼仪、陵寝制度等方面填补空白，极大完善了早商国家制度与文明体系，推动夏商文明研究进入新阶段。

3.融合多学科研究，刷新对早商国家治理模式的认知

综合运用铜矿石科技溯源、人骨形态观测、古DNA分析、年代学测定及环境考古等手段，系统揭示早商国家在资源控制、族群互动、生业经济等层面的治理体系与运行机制，描绘出更为立体、完整的早商国家发展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