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意识主导下,还产生过一种深入人心的论断,就是亨廷顿先生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来自文化差异,而且主要是在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三者之间构成“文明的冲突”。这种论调不无道理,加之九十年代以来局部战争的爆发、恐怖事件的上升,让人们更加信奉“文明冲突论”。
然而,亨廷顿先生强调的是不同文明形态之间差异的部分、侧重的是不同民族之间对立的情绪,却忽略了各种文明之所以形成,正是出于人类共性上的那些价值追求和道德理念,比如对真善美的向往、对公平正义的肯定。在文明之间,必然是共性大于差异,共同的美好诉求,是各地区文明不约而同生成存在的基础。文明,就是为区别野蛮而存在的。
何况,任何一种健康文明都不是固定的、僵化的,而是流动的、发展的。仅以静止形态看文明,每种文明都是对立性的独自存在;若以运动形态看文明,文明之间便是相互交融的、渗透的、影响的态势,差异并不阻隔对话,异同也不阻碍交流。
而把世界的冲突归纳为“文明的冲突”,归根到底,是因为始终抱着“冲突”的眼光在看世界,认为世界不是这样冲突、就是那样冲突,而这,恰恰是一种典型的妄图主导他国、称霸世界的西方文明的思维。而在中国的文明语境里,传达的却是“天下大同”、“四海升平”的理想,这也正是中国一直强调要“和平崛起”的思想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