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围绕互联网金融监管的争议再度把央行推向风口浪尖。为安抚市场，3月19日，央行邀请阿里、腾讯等互联网公司开会，强调其鼓励创新的思路和理念不变。或许此举尚不尽兴，在三天后举行的一次经济峰会上，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易纲再度重申，央行包容互联网金融创新的立场；央行原副行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也召集多家媒体为央行监管释疑。
这场令央行“不厌其烦”释疑的争论，最直观的影响是促使政策出台前的征求意见环节愈发透明，相关利益方也有了表达自身诉求的机会。其最大的积极意义则在于：既暴露了现有金融体系的不完善；又揭示出现有金融监管体系以管制替代监管、且对市场敏感性适应能力不足；同时还透射出目前互联网金融缺乏风险防控意识的风险。为此，当前在呼吁政府和社会包容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清晰理清金融创新的自由边界。
金融创新的自由边界，必须基于三大规制之中：一是基于金融生态秩序的合规和程序监管，以公权他律护卫市场自由、程序正义和公平竞争；二是完善市场自治自律能力及市场主体自利博弈的激励相容机制，即构建有效的集体诉讼、辩方举证及存疑和解制度，培育完善的市场自我约束和制衡机制；三是市场主体责权利清晰的信用体系，内生的风险责任自担机制和意识。
上述三个环节中有一环缺失或不到位，金融创新的自由就容易陷入自由悖逆。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比如2010年后井喷的银行系统表外业务、异化的同业金融业务，扭曲的信托受益权产品的野蛮成长，地方融资平台变相拆东墙补西墙的过桥融资，乃至部分行政部门公开鼓励借新还旧的信用空转等，这些顶着创新光环的背后不啻是变相的博傻。
其实，目前互联网金融主要集中于通道和销售缓解创新，还未形成真正的新金融模式。比如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革新，虽然极大地降低了信息搜寻和配比成本，冲击着传统金融机构的惰性，为金融市场注入了真正的市场导向，同时使小众、定制化、个性化和柔性服务等模式大放异彩，但这些都不可能消除信息不对称性和不完备性的短板，因而至少目前尚无法实现去中介化的金融本质。
不仅如此，目前互联网金融产品等开设的弱实名账户等，确实潜存着诸多风险隐患，而互联网金融尚未给出令人放心的风险管控方案。目前国内互联网公司对客户信息的保护体系并不完善，如最近携程支付漏洞致用户银行卡信息泄露。这些都导致用户在使用国内互联网公司的服务时，都倾向于隐匿个人信息和个人真实偏好，进而增加了国内互联网公司对用户信息甄别的成本。
可见，目前不论是互联网公司还是传统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都受益于金融市场公私信用混杂的搭便车思路，暗藏着巨大的道德、操作及市场风险。这意味着，国内金融监管出现系统性监管被俘获现象，即传统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公司，在风险管控上与监管层的关系是一种猫鼠游戏，也就是监管层的利率管制等金融压抑政策，使金融企业的内生风险自担意识不足，自身缺乏风险厌恶或避险意识，绝大多数金融创新不是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以提高风险管控技术和水平，而是风险隐匿和发散的创新。
有鉴于此，目前对或隐、或显带有跨期配置金融资源的互联网公司强化监管是必须的。当然，不论是对互联网金融公司还是传统金融机构等进行监管，不应单纯地统一到现有金融监管的框架内，而是要探索新的监管模式。即监管核心应主要围绕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保护投资者进行。同时，基于金融生态流程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完善金融市场秩序和市场主体的责权利关系，进行合规监管和程序规范，护卫市场公平正义。
唯有如此，才能既有效设定科学的金融创新机制，避免金融机构陷入创新的自由悖逆，即金融创新为自己创造增强收益的自由，而把风险转移给其他利益相关主体，进而妨碍后者护卫自身利益、追求公平收益的自由，又不至于导致金融监管扼杀金融创新，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死局。
刘晓忠(财经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