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谈
继禁止早晚高峰使用打车软件之后，上海市有关部门要求打车软件与强生、大众、锦江、海博四家出租车公司电调平台进行对接。某打车软件公司的高管称，某些电调平台已开始向打车软件公司“收租子”，而且要求他们“按单数进贡”。据了解，工信部已介入调查。（3月20日《中国青年报》）
打车软件的出现，改变了出租车行业内部的利益结构，打破了出租车行业管理的壁垒，使得行业供求关系在垄断语境下，呈现出更多市场调节的特点，从而导致一些管控规则的失灵。这才是出租车公司真正不愿意看到的，也恰恰说明市场对于促进消费公平具有能动作用。
出租车行业与打车软件公司之间，应当是双向的关系，用与不用谁的打车软件或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是打车软件的便利性，让消费者与服务直接供给者成了博弈最大的筹码。这意味着，只要消费者与出租车司机在诸多功能的选择中找到契合点，来自于行业与管理层面上的“抢逼围”其实是没有作用的。毕竟，打车软件是一个信息平台，是基于网络存在的，完全可以不依附出租车行业的资源，同时，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打车软件是信息技术的禁区。而当前，打车软件的竞争乱象，并不源于出租车行业的壁垒，而是软件公司为占领市场相互打起了优惠战。
当然，出租车行业可以通过对出租车司机的管理，来应对打车软件形成的冲击，这是合理的市场行为。问题是，相关政府部门的加入，在市场博弈中伸进了一只行政的手，从限制到收编，再到纵容出租车公司利用打车软件牟利，既有习惯行政管控社会秩序的思维惯性，用行政命令来打补丁，也有部门利益绑架催生拉“偏架”的冲动。
相关部门的行为，使得博弈偏离了市场公平，而且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强制打车软件归编于行业，既没有法律依据，也超越了部门的权限。在看似强而有力的表象之下，不难看出其实是外强中干。这些表明，市场的作用使得政府对行业单纯行政管理的手段已经不适应，既管不了也管不好，相反被利益所左右牵着鼻子走。
从市场秩序的层面来看，打车软件正在测试着“市场软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关键在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把行政干预的阻力降低到最小，使得政府之于市场变成单纯的“裁判”关系。打车软件市场博弈证明，“进一步简政放权”，不仅是消除市场环境障碍的必由之路，而且证明如何消除部门利益壁垒，还是促进简政放权的前置条件。无疑，在推动了政府转变职能的同时，既要对权力进行规范，在进一步完善市场规则的前提下，将权力固化在法治的轨道内，法不禁止的，任何权力做出的政令可以视作无效应形成定律。同时，也要将那些像出租车一样的，完全可以由市场调节的行业推向市场，廓清部门的利益关系。
□木须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