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14日，焦裕禄的祭日，徐俊雅和6个孩子聚集在焦家小院合影留念。
“县委书记的女儿要带头吃苦”
作为焦家的长女，焦守凤既要上学读书，又要帮父母做家务，还要照料年幼的弟弟妹妹们。这些事影响了她的许多精力，她中考落榜了。
她喜欢读书，哭着要父亲给她安排复读，焦裕禄没同意;有好几个单位都希望她到他们那里去上班，做打字员，做老师，话务员......焦裕禄知道后一一拒绝。
一天早上，焦裕禄对闷着气的焦守凤说，走，咱上班去!
听到这句话，焦守凤兴奋的跟着父亲去上班。当父女俩一路走到兰考食品加工厂时，她傻眼了。原来父亲安排她到食品加工厂当腌咸菜的小工。
在这里，焦守凤有时一天要腌上千斤的萝卜，有时一天要切几百斤的辣椒。晚上双手被辣椒烧的火辣辣的疼，根本睡不着，她只好起来打盆凉水泡手。
腌咸菜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一个十八九的小姑娘挑着咸菜走街串巷的吆喝的卖。
焦守凤哭过，也在暗地里埋怨过父亲对自己太狠心。她心生怨怼，赌气一个多月没回家。
焦裕禄耐心地教育她：“县委书记的女儿，更应该热爱劳动，带头吃苦，不应该带头搞特殊化啊!”
不久后，焦裕禄病重。焦守凤去郑州看望父亲时，焦裕禄从手上取下自己戴了多年的那块手表交给她，说：“爸爸没让你继续读书，也没给你安排一个好工作，爸爸对不起你。这块旧手表是爸爸唯一的财产，送给你作个纪念吧。”
焦守凤泪如雨下。后来，这块手表成为焦家最珍贵的传家宝。
1966年2月26日，根据焦裕禄生前的遗愿和兰考民愿，河南省委决定将焦裕禄的遗体从郑州迁葬于兰考。
当天兰考万人空巷，人山人海，街两边挂满挽联。当焦裕禄的棺木刚刚在街头出现，悲痛的人群，不顾一切的冲向前去，泣不成声。火车站离墓地不到三里地，整整走了两个半小时。
这一刻，焦守凤明白了为什么兰考人民拥戴父亲。他一生清廉，身为高官却两袖清风，不属于自己的坚决不占不求，从来不搞特权。他和兰考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有雨水之情。
那是50多年以前的事儿了。50多年来，焦守凤一次也没利用父亲的名头搞过特殊，至今仍住在一个狭小的屋檐下。
......
焦守凤回过神来，叹了一声气。又见柳条新绿，父亲过世已经整整50个年头。50年来，那个终日忙碌，身影高大的父亲，在她心里并没有走远。“不准搞特殊”的家风，焦家上下恪守不怠。
(三)次子焦跃进：做焦氏家风的血脉传人
焦跃进敦厚内敛，不善言辞。
他的办公室，摆着一尊父亲的铜像。他时常对着这铜像沉思，既为缅怀，也为聆听父亲的心灵教诲。
焦裕禄去世时，焦跃进才6岁，母亲徐俊雅也才33岁。家里上有两位年迈老人，下有6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一家9口人全靠徐俊雅每月50多元的工资和每个月13元的抚恤金艰难度日，生活很拮据。
一件衣服，老大穿完老二穿。一个作业本，正、反两面都用完，才会换新的。
但母亲始终记着父亲临终前的遗言：“我死后，你会很难，但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要救济。”
母亲的教诲
在焦跃进记忆中，父亲高大而严厉，常常不在家。对父亲的印象，大都来自母亲和周边人的描述。母亲徐俊雅少言寡辞，跟他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千万不能搞特殊，不要忘了你是焦裕禄的儿子。
作为焦氏家风的关键传承者，母亲对孩子的管教是极其严厉的。正是因为她的言传身教，焦家的孩子们才融入了父亲博大的精神生命河流里。
那一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焦跃进知道，只要母亲向组织提出申请，他完全可以留在县城。母亲拒绝了他的要求，声色俱厉的说，别人能下基层，为什么你不能去?“记住，干好了，你是焦裕禄的儿子，干不好，你也是焦裕禄的儿子。”
在母亲的坚持下，焦跃进来到农村，担任生产队长，也就是在那里，老农讲述的关于爸爸的故事，深深地触动了他，让深刻感受到了父亲与兰考人民深厚的感情。
当时队里有个小砖窑，焦跃进干的是最重最累的活儿——手工脱坯。“脱坯打墙，活见阎王。”焦跃进一天能搬2000多块，晚上经常浑身疼的睡不着。“别人能干，为什么我不能干?县委书记的孩子不特殊。”
后来当上县委书记后，为了工作方便，焦跃进在自己家里装了一部电话。当时电话尚未普及，还是摇把的。母亲看到后，质问他原因，焦跃进说方便工作。
“用电话指挥工作，有点脱离基层、脱离群众啊。通过电话，什么实际情况也了解不到。要多向你父亲学习，有时间多往老百姓中去，那才是最实际的情况!”
焦跃进想到了父亲。“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在群众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
徐俊雅对焦氏家风的传承，让焦跃进完全融入到父亲的精神河流中。
不搞特权的“小焦书记”
作为政府官员，焦跃进在日常的工作中更能体会到父亲这句“不能搞特殊”的涵义。不搞特殊，就是深入基层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廉洁奉公，自觉把权力关进牢笼，不通过特权谋利。不能搞特殊的家风，也成为他从政的一条座右铭。
身为干部，焦跃进有审批钱财的大权，但他从未用特权给自己搞过特殊。他放言“坚持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花，该花的也是一分钱掰两半花”。
有一次他和某农业局局长去上海出差，他要了一个三人间，农业局长有意见了：上午要和新加坡、澳大利亚的客商谈生意，这三人间有损于我们县的形象啊!就开了一个套间。等与外商谈完后，焦跃进马上让把房退掉，又回到了三人间。为了谈生意，他们一天都没吃好饭，局长想晚上一定要补偿补偿，谁知焦跃进领他上了地摊，每人一碗米，一个小菜，另加一碗白开水。
焦跃进从政期间，曾在乡里、县里、市里的很多部门“当家”，却从未给任何一位亲属安排过工作，为官严谨。在一次会议上，他说：“当年父亲严格要求自己，不搞特殊，在各方面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我是焦裕禄的血脉传人，一定接好父亲的接力棒!”
在他心中，父亲就是他的榜样，”不能搞特殊“就是他的信条。他经常访贫问苦，走访孤寡老人，发现问题能解决的就立即解决，不能解决的就带回办公室集体研究。老乡们都说，这娃长得像他父亲，办事也像焦裕禄，人们叫他“小焦书记”。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爸爸对我既是一种精神财富，同时也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对我是一种鞭策，我绝不能给他老人家脸上抹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