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首映在戛纳，也是在戛纳，菲茨杰拉德写出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初稿。除了这一点地缘的亲近，它们之间再无共同点。电影里有普拉达的复古衣衫，有蒂凡尼高级定制的珠宝，有一场接着一场比马戏团之夜更热闹的派对，这电影有多铺张，它距离小说就有多远。
把菲茨杰拉德这个名字等同于纸醉金迷夜夜笙歌的名利场，是对他的诸多误读之一。导演巴兹·鲁赫曼越是不加节制地渲染盖茨比公馆里的夜宴，就越是远离小说深深深处的清醒和悲凉。反正他也不是第一个在这小说上栽跟头的导演，从1926年到今天，好莱坞已经炮制四个版本的盖茨比，它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背叛了小说。菲茨杰拉德曾在给友人的信里写道：“这帮评论家没有一个看明白这小说究竟是关于什么，他们连边都没摸到。”摸不到《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边的，其实何止当年的书评人，或许，这原本就是一本最不适合改编成好莱坞电影的小说，菲茨杰拉德用文字编织的梦想及其破碎后的尘埃，脆弱得难以在镜头前重现。
终究破灭的美国梦
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确实是合适演杰米·盖茨的人选，他们都试图创造一个新的自己，迪卡普里奥想抹去作为偶像“杰克”的过去，穷男孩杰米·盖茨制造了挥金如土的杰伊·盖茨比，都是把自我否定以后重新塑造的人。除此之外，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小说原作基本上是两码事。
当然，即便是改编作品，电影可以是和原作保持距离的独立作品。但既然巴兹·鲁赫曼亦步亦趋地跟着原作走，我们就看着电影重读菲茨杰拉德。
电影里尼克·卡拉威喋喋不休地念着旁白，这是配图小说朗诵么？
论情节，电影的确“忠实于”小说，然而情节根本不是《盖茨比》的重点。小说概括讲是一个穷小子发迹以后穷尽一切为了追回曾经背弃他的富家姑娘，听上去像一部老套俗气的情感剧。但是，就像黛西家码头的绿灯照亮了盖茨比的梦，让他从子宫般毫无目的的繁华中分娩出来，菲茨杰拉德的文字诗意地填补了俗气到脱俗之间的遥远距离，他让盖茨比成了一个脆弱的、关于梦和想象力的生物。从头到尾的5.5万个英文单词里，着力点始终不在于情节，情节在这篇小说里是朦胧晦涩的，取而代之的是尼克·卡拉威始终清醒自持的评注式旁白，也正是这始终克制的娓娓讲述，弦外之音和言外之意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在盖茨比的生命里无限延伸。甚至，“语言”本身参与着塑造了人物的性格，比如盖茨比开口总是僵化蹩脚的书面语，而尼克对浮华世界的感受总是格言警句。这些根植于语言本身的活力，到了银幕上就不见了。菲茨杰拉德的深情诗意的文字一定让导演措手不及，他没有把它们转变成影像的想象力，以至于，只能让尼克·卡拉威喋喋不休地把它们念出来，这是配图小说朗诵么？
“我想表达的有很多，但唯独不是浪漫。”
黛西的出现，确定电影和小说拉开了距离。金发的凯里·穆里根显而易见地欠缺说服力，问题不在头发的颜色，只是她显得太善良也太柔软，仿佛黛西和盖茨比之间潦草不堪的结局，只是因为她的软弱。这或许是好莱坞情感剧的一种补偿，电影没有决然的勇气让盖茨比天真热切的爱与梦想，全然地付诸于一个“不值得的女人”，所以，黛西不被允许是个声音里带着金钱的物质女郎，她该有的势利、薄情和轻佻，被穆里根兰花一般的笑容消解了。
黛西的形象也注定了电影和小说之间的分水岭：电影是为了致幻，是对爵士时代不切实际的想象和憧憬，是玫瑰色的乡愁，是纯情的罗曼史。而小说写的是幻灭，借用菲茨杰拉德写给朋友的信：“我想表达的有很多，但唯独不是浪漫。”
菲茨杰拉德书写的是人们愿意相信并为之奋不顾身的一则谎言
鲁赫曼把电影拍得瑰丽斑斓，派对接着派对，色彩饱满得要从银幕上溢出来。菲茨杰拉德其实是很节制的，小说里的派对只不过三场，第一场在汤姆的情妇在纽约的小公寓里，因陋就简，第三场是黛西终于出现在盖茨比家的派对上，她不动声色地鄙薄了后者的暴发户风格，也就是在这里，小说的笔调从轻佻转向阴郁。真正欢愉的派对只有第二场，尼克见证了盖茨比豪宅里的流言蜚语和流水一般的香槟，女孩们像花蝴蝶一样穿梭在蓝色的花园里——比起尼克带着微醺的打量，鲁赫曼的夜总会风格派对太闹腾也太肉感了。
在某种意义上，这电影代表了世间对菲茨杰拉德最广泛的一种误解，认为他的文字是对物质的礼赞。的确，他是大萧条到来之前的那个夜夜笙歌年代最诚实的编年史作者，但他在迷醉之中秉持着内心的警醒，他在金钱创造的世界里贪欢，却也看清了金钱背后的游戏规则，他书写一团喜气的表象，紧接着揭穿喜气洋洋的假面。小说最微妙也最难被翻拍的，是这份藏在最深处的清醒，可是导演做了什么呢？他在盖茨比丧命以后让尼克酗酒抑郁然后进了疯人院。
菲茨杰拉德的编辑佩金斯在1925年写道，“《盖茨比》的故事从纯粹诗意的文字之美轻而易举转入现实的冰冷残忍。”当盖茨比的尸体漂浮在游泳池上，这是“自我塑造”的个人传奇最终败给了世袭的金钱和权利。盖茨比是一则野心勃勃的美国梦，以为人生可以重写，以为金钱可以置换爱情和梦想，而这个美国梦终究是破灭的——没有人能逃离过去。终究，这是一则关于破灭的寓言：美利坚所代表的新世界与人间天堂是不存在的，这个否认阶级存在的国度里其实阶级的壁垒异常牢固。菲茨杰拉德比任何他的同代人更清醒地明白美国社会流动表象下坚不可摧的特权结构。可是他看清的这些，刚好是任何好莱坞电影要小心避免的地雷阵，所以，电影除了让汤姆·布坎南对着盖茨比语焉不详地说一通“你和我们是不一样的”，还能怎么样呢？
“我从来没有办法原谅那些富人变富的方式。我对财富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财富怎样侵蚀了美国。”说过这话的菲茨杰拉德声称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这个喝香槟的社会主义者在《盖茨比》里书写的是人们愿意相信并为之奋不顾身的一则谎言，也是一则让好莱坞永恒着迷却不敢挑明的谎言。
盖茨比先生去好莱坞
亲爱的斯科特，
你好吗？我打算来瞧瞧你。我正住在安拉的花园。你的，菲茨杰拉德。（注：“安拉的花园”是西好莱坞的一处别墅群，位于日落大道的最东头。）
那是1937年到1938年之间，菲茨杰拉德旅居好莱坞，爵士时代的“金童”此刻是一个不得志的编剧，寂寞，苦闷，百无聊赖的他给自己寄了张明信片。
写《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会儿，他是文坛偶像，携妻带女旅居欧洲，在蔚蓝海岸的度假酒店里写小说，在罗马过冬，在巴黎抛头露面参加没完没了的派对，过着“完全不像一个作家能承担得起”的日子，被《纽约客》杂志揶揄一年两万美元稿酬（相当于现在25万美元）还不够花。
到了1930年，菲茨杰拉德的好时光已经过去了，妻子泽尔达住在精神病院里，他酗酒，家财散尽，是个被市场和评论圈遗忘的作家。为了摆平债务，他去好莱坞谋份编剧的差，米高梅公司给他的报酬不菲，但他几乎没交出过能让制片人和老板点头的作业。制片人大卫·汤普森说菲茨杰拉德“作为编剧是失败的，甚至可以说是个笑话”。他供职米高梅编剧部门十年，只有一部改编雷马克小说的《三人行》被最终拍成了电影，而那剧本基本上是制片人重写过的，他沮丧地跟对方诉苦：“我知道制片人是不会出错的，那就是我的问题吧。但是凭良心说，我是个不错的作家。”
出于经济原因，菲茨杰拉德不得不琢磨怎样做个称职的编剧，《最后的大亨》预示着他快“悟”了。在这部充满撕裂感的小说里，主动接受好莱坞改造的菲茨杰拉德不舍地放弃了他擅长的内心风景的描绘，自省的笔触转而向外专注于人物的行动和对话。这种基于“为稻粱谋”的转变毫无疑问地让作家饱受煎熬和创伤，他写到“默片时代遗留下的编剧楼像一群在隐居中仍然到处游荡的铁处女，发出沉闷难听的呻吟”，在他看来，自己也是那样的，在米高梅编剧们高谈阔论的餐桌边，沉默寡言的他是个类似游魂的局外人。结果，小说没写完，他就被酒精和悲愁击垮，猝不及防地死了。死的时候，他是一个多年没写过畅销小说的过气作家，一个给晚邮报写短故事的职业写手，一个剧本总也不能通过的失败编剧，一个酒鬼。15年前印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有几千册堆积在出版社的库房里。
菲茨杰拉德的葬礼很冷清，他的一个朋友在他坟头哭：“这真是个可怜的家伙。”即便在他最春风得意的时候，以《纽约时报书评》为首的评论界也不过把他定义成二流作家。在米高梅讨生活的十年里，大部分时候醉醺醺的他不会想到，他的剩余价值将在死后被充分发掘。很讽刺的，好莱坞曾让他无所适从，而当他的小说被翻案成“一流的、伟大的美国小说”，它们也让好莱坞无所适从。
如果说他在好莱坞的职业履历是笑话，那么，好莱坞改编他的小说的热情，大部分时候也沦为了笑话。
“它烂透了糟糕透了简直恐怖得不行，所以我们退场了。”
算上最近的这次，《了不起的盖茨比》被拍成电影有四次了。存世的每一版都差强人意。1948年，导演阿兰·拉德把爵士时代破碎的梦拍成一部黑色电影风格的忏悔剧，在电影的结尾，每个人都在忏悔，黛西忏悔她背弃了初恋，汤姆忏悔他对盖茨比的偏见甚至试图救他性命，盖茨比在奄奄一息时还发表语无伦次的演讲“救救被金钱腐蚀的年轻人”！罗伯特·雷德福和米娅·法罗主演的1974年版，编剧是科波拉，这个强大的阵容带来的却是一部节奏混乱又欠缺情感温度的电影，并且它的致命伤在于，小说里兼有迷醉和清醒的诗意被阉割了。
至于1926年最早的那个版本，已经失传，只留下一段一分钟的预告片。1925年4月小说出版，虽然卖得不好，但菲茨杰拉德是当红的高稿酬作家，小说先被搬上百老汇，舞台剧的成功很快催生了电影。当年的评论认为，这是一部“极尽浮夸方式以忠于原作描写”的电影，《综艺》杂志写到：菲茨杰拉德不能否认，这电影至少把长岛最美好和最不美好的侧面都拍出来了，《纽约时报》的影评人觉得，这电影是不错的娱乐消遣，虽然导演欠缺想象力。最直接也最激进的评论来自菲茨杰拉德太太，泽尔达在给女儿的信里直截了当地写：
它烂透了糟糕透了简直恐怖得不行，所以我们退场了。
菲茨杰拉德最接近电影剧本的小说，却让金牌编剧哈罗德·品特匪夷所思地失手。
《夜色温柔》是菲茨杰拉德完成的最后一本小说，他最初想写一个电影工业里贫寒的技师男孩在名利场里挫败的爱情，没等他写出玉石俱焚的悲剧结尾，因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滞销，他在编辑的建议下放弃了这一稿。1927年，他从欧洲回到美国，恋上童星出身的女演员罗伊斯·莫然，于是，《夜色温柔》的主角被置换成年轻的女演员，其实还是菲茨杰拉德的假面：他依然身在其中又置身事外地打量着一个浮华世界。1962年，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导演把原作大段的独白和对话原样地搬上银幕，以至于这部冗长缓慢的电影留存至今唯一的意义在于——它奢侈的宽银幕和美轮美奂的色彩。
菲茨杰拉德没能写完《最后的大亨》，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开始试着用利落的短句写对话、写行动、写鲜明的场景，这是和他早年风格相去甚远的一部小说，也是最接近电影剧本的一部小说。1976年，过了职业巅峰的伊利亚·卡赞请了哈罗德·品特来做编剧，曾经写出过《仆人》和《车祸》的品特面对菲茨杰拉德时匪夷所思地失控了，罗伯特·德尼罗的表演也没能拯救这部卡赞的天鹅之歌，就像《最后的大亨》这个名字，整部电影散发着没落颓丧的气息，凌乱又悲伤。
了不起的菲茨杰拉德：小说和电影之外的故事
●《了不起的盖茨比》里太多的人和事能够在菲茨杰拉德的生活里找到蛛丝马迹。从《飞女郎和哲学家》、《爵士时代的故事》、《人间天堂》、《美丽与毁灭》直到登峰造极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他反复书写的情节是“一个穷小子怎样拼尽一切为换取一个富家女孩的爱”。盖茨比的天真和幻灭是菲茨杰拉德亲自经历过的地老天荒，黛西的原型是一位名叫姬内薇拉的芝加哥名媛，菲茨杰拉德认识她时，她16岁，初入社交界，一头黑发，这些细节和小说里的黛西一模一样。应该就是这个女孩告诫不名一文的菲茨杰拉德：“穷男孩不可能娶到富家姑娘。”菲茨杰拉德曾对他的编辑说，姬内薇拉的好朋友伊迪特·卡明斯，一个打高尔夫球的女孩，是乔丹·贝克的原型。当然，“声音里带着金钱味道”的黛西，更容易让人联想作家的妻子泽尔达，当他爱上她时，她说“像你这样穷的人不适合结婚”，之后他回老家写小说，随着他成为当时稿酬最优渥的偶像作家，一年能挣2万美元，她决定嫁给他。
●菲茨杰拉德始终对小说的名字不太满意，他一直在《西卵的特里马乔》（注：特里马乔是古罗马讽刺小说《萨蒂利孔》里的一个奴隶，靠勤奋赢得财富和权利，喜欢在家大宴宾客。）和《金帽子的盖茨比》之间犹豫不决，也考虑过《灰烬与富翁》或《生机勃勃的恋人》，但这些选项都被编辑否决了。出版前夕他最后一次给编辑写信，提议取名《星条旗下》，但是太迟了，当时书已经下印厂。《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泽尔达和编辑决定的书名，对于这个名字，菲茨杰拉德的态度是“就那么回事儿吧，真说不上有什么好。”
●小说出版后，菲茨杰拉德的作家同行譬如伊迪特·沃顿、薇拉·凯瑟给了很高评价，T·S·艾略特盛赞“这是亨利·詹姆斯之后美国小说跨出的第一步。”但评论界很不以为然，轻描淡写地用“一则浮华的轶闻”来形容。市场表现也很糟糕，1925年8月第二次印刷的2.3万册，到1940年菲茨杰拉德去世时还有一部分躺在仓库里积灰。菲茨杰拉德在一封给友人的信里反击道：“如果我的小说只是一则轶闻，那么《卡拉马佐夫兄弟》也是。这帮评论家没有一个看明白这小说究竟是关于什么，他们连边都没摸到。”直到他死后，《了不起的盖茨比》再度进入评论界的视野，被认为是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分量相当的小说。亨特·汤普森在一次《滚石》杂志的采访中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最伟大的美国小说。菲茨杰拉德只用了5.5万个单词，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本报记者 柳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