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
有需求、有冲动，市场就会找到各种变通手段。在中央政策高压下，一些人还是喜欢寻找替代方案。一家企业礼单暴露的秘密，这是今天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禁令之下，公款送礼现象并未绝迹。报道称，记者辗转拿到了一家知名家电企业2013年中秋客户关系维护计划。在该计划中，送礼范围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涉及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都5个区域，总计人数360人。其中仅某一个机构部门就需要送出280多份礼物，而且礼单将维护等级，细分为A、B、C、D、E五个档次，礼品也各有不同。从月饼到三、五千元的消费卡，再到红酒、高端手机，送礼的民营企业主向记者尴尬表示，虽有禁令，但也需要打点相关政府部门和老客户。
主持人：
看过这个短片，可能就能够部分地回答，为什么在刚才的民调中，一些民众会有那样的担心。那么我们看，名面上是不可以送这些礼了，但是很多送礼的人是变换了一种方式。比如说我们看有三种我们收集到的，一种叫穿上“隐身衣”，刚才短片中也提到了，当买月饼的时候，天价月饼还是有的，比如可以开办公用品、会议费这样的发票。再有一种是变为地下党，这是一种新现象，因为现在随着网络还有快递的兴起，送礼和接礼的人可以不用面对面的接触，这种应该说是比较难发现。另外一种就是化整为零，一万块钱的购物卡，要实名登记，但是如果我变通一下，我变成十张一千块钱的，那不就照样可以了吗。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一下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监察学会的李成言副会长。李教授您看，你看，刚才我们也说了，中央在三令五申，说不许这样做、不许这样做，但是还是有变通的方式，那您怎么看这种其实已经是人们意料之中的变通？
李成言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监察学会副会长：
对，我觉得这个现象已经延续了这么多年，我觉得这里边，可能有多种原因。不管是企业也好，还是个人也好，可能这里边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一种利益的需要，多少年来就形成了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有的是好习惯，这样的一个惯性在发挥。还有一种坏习惯也是惯性很强，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到了年节，就要送礼的这么一个风气，这么一种文化，到了节假日，不送给你和自己部门的利益相关的人，好像心里就不踏实，所以就形成了一些人，害怕过节的一种心态。送不是，不送也不是，这就是一种不良的送礼文化，所以就造成了这样一些状况。到了年节，他就想要送还是不送，就在一个纠结的过程当中来度过的。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在社会当中呈现了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一个不好的习惯，不好的现象，我们必须通过一些手段，一些办法，尤其是通过我们的中央政府下了政策，逐渐地去改变这个局面，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我们也要看到，也有中央的政策，在各级部门执行力上执行的不到位的问题，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习惯化的这种惯性的不执行政策的行为，就会造成我们的政策执行力的弱化，甚至是政策终止，这样中央政府权威就被挑战，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很严重的。因为一旦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管理基础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不管是企业个人，还是我们的官员，都出现这样一些送礼收礼的不正的文化、不良的文化，我们可以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主持人：
好，谢谢李教授，稍候我们会有更多的问题给您。刚才我们提到了“变通”这样一个词，变通变通，只要你能变就能通，因为它能通，所以才去变，那问题就来了，怎么让它怎么变都不通，我们继续往下看。
解说：
如果说买月饼需开发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地。
记者：
餐费、房费、会议费都行是吗？支票也可以吗？
销售员：
可以。
解说：
那么跑腿儿公司送礼，已然成为今年严打风之下更为隐蔽的方式。甚至电子礼品卡也开始攻城掠地，一个账户一个密码，就可以把收送过程变得更神不知鬼不觉。但是这个秋天，送礼现象因为中央的三令五申，的确开始大幅收敛。
(电话采访)
某企业主：
在给政府送礼这方面，有一定幅度减少，总量大概降幅是在30%左右。
记者：
产生这样的一个降幅的原因，在咱们公司来看是什么呢？
某企业主：
是感受到了整个大公司的变化。我身边有个人，他是政府工作人员，往年的话，他们中秋节之前和他们有往来的企业或单位，都会给他们送很多的东西，但是今年的企业或社会机构，也没有给他们再进行任何的礼品馈赠什么的。
记者：
不敢收呢还是说不敢送呢？
某企业主：
第一个方面确实是风气、政策出台了之后，有这方面的顾虑；另一方面，是大家也可能是想看看这个风气到底是不是真正地落到实处。
解说：
观望也是很多人的习惯，它或者会变成中央反腐败的障碍，但是这股送礼风必须刹住。
某企业主：
其实实际上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一个是经济上的负担，第二个是心理上的负担，就如果让以往的这种攀比之风越来越浓烈的话，其实对我们企业来说，是一个蛮沉重的负担。就是今年有这样的整体社会一个风气的提升和改善，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件蛮好的事情。
解说：
公众更关注的是，节前因风声紧没法顶风送礼，那么节后是否会出现反弹？或者电子礼品卡真的会大行其道，导致收送更难监管？
对此，《浙江日报》就将关注的视角聚焦到收礼方身上。该报发表评论文章提到，“不收礼才能不送礼”。事实上当我们回看陕西原安监局局长杨达才案可以发现，他500多万的不明财产，根据其自述，正是其下属或者同学过年过节的送礼所得。而两个月前宣判的中储粮河南分公司原总经理李长轩的受贿行为，也有很多就是发生在春节、中秋等大的节日前。这样的前车之鉴，都值得警惕与惊醒。
主持人：
说到接收礼物的一方，我们不妨再看一个人民网联合两家咨询机构做的调查，就是“你认为节假日公款送礼现象最普遍的单位是哪”。你看，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都是占到非常大的比例。那么好了，我们再看送礼的一方，其实说到底，送礼的一方心情是挺纠结的，因为送礼你说是为了什么，送礼的人肯定是希望能给日后自己办事的时候图一个方便，现在是不让送礼了，眼下是方便了，但是送礼的人就会想，那我以后办事的时候，还能不能得到方便呢？现在不送礼是省了钱了，也省了力了，但是心却没有省下来。比如说今天我就看到，有一位民营企业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我好不容易以前靠送礼还有这种润滑，像这种做法，我拉拢，把人心给收拢过来了，好不容易培养的关系，现在今年不让送了，那对我来说就是前功尽弃了。另外有些人还送，那我不送了，未来我不就吃亏了吗？对于种种观点，我们怎么样来面对，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李成言教授。李教授，其实摆在面前很实际的问题，有些人觉得我不送了，但是有一些人还送，我是吃亏的，怎么看这种心态？
李成言：
我觉得这个心态确实是存在，因为在我们的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不断发展当中，确实存在这样一些现象，它过去遇到过，我不送礼可能就办不成事，我这个企业的项目拿不到，我这个企业就不能完成今年的任务等等，都可能出现这样一些情况。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心态必须改变，这个心理的障碍会造成我们这样一个到了年节，不送礼不能办事的现象永远得不到解决。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从两个方面严格做出规定，一方面送礼的人要严格规定，你送礼我要严厉地惩罚。另一方面，收礼的人也要严厉惩处。
主持人：
您说到这个问题，正好我要问您，可能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说送礼的人的问题，而是收礼的人的问题，如果说收的人不接收，那么送礼的人也就没有渠道去送，不知道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李成言：
对，我觉得关键在收礼的人，因为在我们的权力部门，在一些利益相关的人那里，他就觉得你不给我送礼，没有好处，我就不给你办事。这样一个习惯延续了这么多年，很有惯性，所以就使得下面到了时候就想这个问题，就很纠结，一直想办法要送礼。所以我们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把收礼的人严格地卡住。
主持人：
这个八项规定里面，是讲究两个长，一个叫“长期化”，一个叫“长效化”。中纪委也提到，要分步骤、分阶段地步步推进。你觉得刚才您说要收礼的、送礼的都要管，未来应该怎么做？
李成言：
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重点给予考虑，一个是从公共财政的控制入手，在预算和决算上，我们要严厉地去把好这个关，而且要走法律的程序，通过严格的审查制度，制止在预算结算上能够有突破，能够有这样的一些项目的开销，当然他也会作假，比如说刚才报的，开了一些别的发票，什么办公用品等等，但是它是经不起查的，一查就出了漏洞。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还有一个问题，要把单位里面搞的小金库严格地取消，因为有一些钱是从小金库支持出来的，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杜绝，这个问题不解决也不行。
第二个，就是要建立严格的制度规章，严格地监督检查，使我们的监督权利监督的到位，就会使送礼的不敢送，收礼的人也不敢收，他们的心理就会发生变化。最主要的是收礼的人有惧怕心理，我觉得他真的就不敢再收礼了，也没有这种侥幸心理了。
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李教授，我们看中央的严厉规定做出了种种的措施，其实它不是纠缠于什么礼不能送，或者说用什么方式送礼这不可以，中央要做的是要切断用公款送礼，但是就像中纪委所说的，这要分阶段一步一步地来，因为这个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好，这就是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