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月中下旬举行的第24届香港书展期间，560家中外参展商及400余项文化活动，共吸引了逾98万人次进场——几乎每七个香港人中就有一个来参观书展。笔者连续第三次观摩香港书展，对照前些年亲身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上海书展的感受，香港书展确实不乏可圈可点之处，难怪港台文化人马家辉也断言，“香港书展很可能是两岸三地‘最诚实’也‘最自在’的书展”；《晶报》更是在7月18日的社论中疾呼“深圳也需要像香港一样有自己的书展”。
实地考量，我觉得香港书展在整个华文世界至少有三大特色：
其一，“公益”为主。书展主办方是香港贸易发展局(简称“贸发局”)，该机构并非政府部门——其理事会中有两名政府高官，只是推广贸易的公营机构。贸发局每年举办的350余项贸易推广活动中，营利能力较强的当属国际珠宝展、钟表展和影视展等，1990年举办首届书展的初衷，不过是填补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的淡季空白，却后来居上并超过始创于1987年的台北书展。
贸发局的资金来源一部分是香港海关的关税提取，另一部分是办各种展览的场租和门票收入。由于特区政府并没有直接拨款给书展，加之书展迄今只是收支接近平衡或偶尔略有营收，贸发局只能用办珠宝展和钟表展等项目的收入来操办书展(本届书展的安保投入即超过百万元港币)。为广泛吸引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优质参展商，贸发局的书展场租相对低廉，而且为了提供相对宽松的展览环境，展场牺牲了不少摊位以作为行人通道。书展象征性地收取成年读者每人20港币门票，儿童对折优惠，老年人则免票。所以，展场内拖着拉杆箱、背着双肩包的购书者比比皆是。
尽管屡有批评者认为每年的香港书展只是7月某一周的短暂而虚假的文化繁荣，但本届书展的参观人数却创下历史新高，11万非本地参观者中，约六成以参观书展作为来港旅游的主要目的。为了拓展书展的辐射力，贸发局近几年连续举办“文化七月·悦读夏季”活动，今年在全港15区的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空间，举办了120场不同类型的文化活动。
在香港市民近年严厉批判“地产霸权”的语境下，新鸿基地产公司本届书展期间赞助了公益性的高科技展览“人间净土——走进敦煌莫高窟”，还继续资助1200名来自基层家庭的学童参加书展及相关文化活动。这无疑有助于改善相关企业的社会形象，敦促其履行社会责任。
其二，专业至上。贸发局一方面致力于提供专业的展览策划、组织、执行；另一方面，每年书展主题的确定、近4年来“年度作家”的评选等“技术活儿”，则都交由学者、艺术家、文化名流等组成的“文化活动顾问委员会”担纲；今年的演讲嘉宾王家卫、张大春，去年的白先勇，前年的李敖，都是主办方委托人脉丰厚的《亚洲周刊》代为邀请的。
在香港书展的不同场合，我也看到李欧梵、北岛和林沛理、马家辉、梁文道、葛亮、廖伟棠等学者和作家，扮演着“文化义工”的角色，这对“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说法无疑是有力反击。
其三，兼容并包。从来源地看，今年香港书展的560家参展商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从语种看，至少涉及英语和汉语的粤语、普通话等。当然，香港书展在开放性上的优势也日益遭遇挑战，《东方早报》月初就宣称：“上海书展上来自海外的作家，可比香港书展多多了，在国际化方面，香港书展可能已经落后于上海书展了。”
而且，倚仗专业人士与保持书展开放性的良性互动也是一个挑战。马家辉谈及台北书展的教训，相信也该为香港书展吸取，“官方主导，民间操作，以招标形式委托不同的基金会主责策划，每三或五年一换，基金会背后首脑是出版社老板，成员亦是资深文化人，本来非常内行，但一来文化人之间各有山头，派系分明，不自觉地有了这群作家便没有那群作家，开放度不足。二来则常摆不脱文化人的偏颇口味，从自身的阅读取向出发统策书展，结果，活动内容往往狭窄而离群，变成‘自己的书展’而不是大众的书展，场面由是一年比一年冷清。”(张彦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