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论
赋予城管部门规划、设立、管理合法摆摊区域的权力，摆脱对高压执法的依赖，让城管和摊贩从对立走向合作，打开双方的死结。
新华社报道，临武不幸死亡瓜农邓正加的遗体，初步检验显颅内有伤情。20日下午，临武县召开常委会决定，免去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局长、党组书记胡郴和分管执法的党组副书记邹红卫的职务。临武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瓜农邓正加死亡事件的廖卫昌、袁城等6名涉事城管工作人员实施了刑事拘留。
颅内有伤情这一结论，说明邓正加死前脑部曾遭受外力伤害。临武城管官员被免，6名涉事城管被刑拘，初步还家属一个公道，对邓正加在天之灵，也是一种告慰。
城管向瓜农狠下毒手，这不是个案，现实中，城管在执法中致人伤亡的事件屡屡发生。究其原因，固然有城管个人的因素——一些地方城管招募把关不严，导致许多素质低下的人进入城管队伍。加之，对于城管在日常执法的暴力行为，许多地方政府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鲜有以零容忍姿态，一个不漏严厉追究的。这种宽容和偏袒助长了一些城管的违法气焰，导致“小恶”一天天不断累积，最终酿成“大恶”。
如何从机制上保障执法的文明，这是包括临武在内的许多地方，都急需解决的问题。不过也要看到，消弭城管商贩间的矛盾冲突，解开他们之间的死结，仅仅是从执法层面，通过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和执法的人性化来解决，远远还不够。我们更需要反思和改进的，是城市管理的理念和体制。
我们现在的城市管理，过多地强调的是城市的整洁与秩序，将摊贩的生存问题，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支配下，摊贩在各地被严禁，即便存在农民进城直销需求的三四线城市，同样严管摊贩。例如临武在闹市区为进城农民开设了临时销售区，但当地农民抱怨，政府划定的区域太小。严管之下，使得摊贩处于普遍性的违法状态，这就导致城管和摊贩间长期的游击战，也给权力寻租留下余地，在临武，摊贩只要向城管进贡，就能相对自由摆摊。
在城管机构的设置上，过多强调了“管”，忽视服务的功能，这直接把城管推到了摊贩的对立面。在上级部门市容的考核压力下，城管部门即便有心，也不敢对摊贩手下留情，对于摊贩的合理诉求，不是采取接纳引导，而是一味采取高压政策，当摊贩不断抗拒执法后，上级部门考虑的不是适度妥协，而是试图改进城管装备，让警方为城管护航等强硬手段，迫使商贩屈服，这就导致了一种恶性循环。
城管与摊贩的冲突，酿成了一个又一个生命的悲剧，血的代价已付出太多，我们该痛定思痛，考虑改变城市管理理念和体制了。
我们的城市，应当给摊贩更多生存空间，让合法摆摊成为可能。路边摊贩的久禁不绝，一方面是源于摊贩求生存的本能，另一方面，也表明城市居民生活，也离不开摊贩。生存、生活，这些民众基础性的权利，要远远高于城市的整洁与秩序，应将它们放在更优先的位置。
对于城管部门，需改变职能定位，从强硬的秩序维护者，变成柔性的服务引导者。赋予城管部门规划、设立、管理合法摆摊区域的权力，摆脱对高压执法的依赖，让城管和摊贩从对立走向合作，打开双方的死结。
总而言之，一个城市与小贩之间和谐共存，不是没有可能，关键在于，我们的城市管理者能不能拿出勇气和智慧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