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网爆武汉大学出现85后正教授。记者向武大人事部相关负责人求证获悉，这位年仅28岁的正教授叫邓鹤翔，不久前刚被引入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或是该校最年轻的正教授。(5月20日《长江日报》)
看看邓鹤翔的简历，或许会明白他为何会被众多网友羡慕甚至“膜拜”：2007年复旦大学本科毕业，2011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取得化学博士学位，先后在该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曾三次参与完成美国能源部重大项目，两度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科学》发表文章。
从中不难看出，“海归”成为邓鹤翔目前人生传奇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亮点。而在目前全国80后的年轻教授中，“海归”几乎是共同的“标签”。比如，活跃在武汉高校的80后教授多有海归背景，且多从事自然科学领域研究。
因而，在羡慕85后的邓鹤翔能拥有这样“显赫”的人生资历的同时，另一种“羡慕”情绪或更值得关注：面对国内引进的越来越多的年轻海归教授，而他们的成长履历几乎是国内教育体系所不能复制的现实，人们不禁会问：何时国内的高校能培养出这样“纯原装”的年轻教授？
这其实是个由来已久的疑问。临终前曾留下“中国大学为何培养不出大师”之问的钱学森先生，差不多30年前就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在中国要想突破论资排辈真难！”
这两种疑问与其说是一种历史性的递进，不如说后者已经为前者提供了答案。在这个背景下，再来观察80后海归学者现象，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找到答案。有网友在新闻的跟帖中说，在中国你得花30%的精力去对付人际关系，30%精力去弄资金，剩下的40%的精力才拿去搞科研，就算等你真的想搞科研了，你的精力也完了。此话虽有调侃味道，却揭示了一种深刻的现实。
顺着上述疑问，更有必要关注的是，引进这些年轻海归，能够让他们在日后更长的学术历程中实现与现今相匹配的学术成就吗？
这种担心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作为学术明星引进来的年轻教授，能够保障他们充分的学术自由吗？国际数学大师、著名华人数学家丘成桐就曾对此表示过忧虑：在中国学术界掌握话语权的主要是院士和资深教授，他们的平均年龄差不多到70岁了。判定一个学生在学术上的研究结果，提拔优秀的年轻学者，生杀大权往往掌控在这些年老学者手中。而他们往往已多年不在学术研究前沿，那么对于年轻人的新研究成果进行评价，就可能力不从心。因而，如何打破学术评价体系上的垄断，使得评价体系跟上新研究成果的步伐，仍是影响邓鹤翔们未来成就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另一方面，“让学术的归学术”，是邓鹤翔们成长所必须具备的氛围。而目前由行政部门主导的高校评价体系，重教授、院士数量，轻具体学术成果，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果没有相应的学术机制调整，引进年轻教授如果纯粹只是学校的功利性之为，则极易导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悲剧。这方面，海归教授的重新出走并不是没有先例。
总之，人们对年轻的邓鹤翔们表达羡慕和敬意，并不纯粹是止于年轻人的奇迹，而更寄托了一种对“不唯年龄，只论成果”的优良用人、育人机制的希冀。换言之，人们希望不断引进的海归教授或年轻人才能够对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界真正带来“鲶鱼效应”，而非止于符号意义。(朱昌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