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攻近交”式维权
出名之后，王金伍更忙了。如今，每天都会有全国各地的大货司机向他反映情况，他已经更习惯用耳机接听繁多、冗长的电话。
从2005年至今，王金伍用行政复议、投诉、发帖等方式，向全国各省市涉路执法部门提起行政复议、投诉超过两千起，胜率颇高。除了靠收集足够的证据外，王金伍也在灵活地把握着维权的方式和力度，用他的话说，自己不仅“先礼后兵”，更主张对事不对人。
虽然复议、投诉无数，但王金伍并非与被投诉方势同水火。在适当的时候，王金伍还会给纠风部门送锦旗，与之保持良好的联系。一些省的纠风办希望王金伍有什么事先与省纠风办联系，不要一下子“捅”到国务院纠风办，王金伍也会照办。
类似的做法，还有很多，比如“远攻近交”的策略。七年来，王金伍曾投诉、控告过很多地方的交警，但从没有公开告过他所居住的西峡县的交警。这种做法有效地保护了他自己，不仅没有因为到处告状而使自己的人身受到来自家乡的威胁，而且在当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从湖北钟祥市开始，王金伍先后被九个县市的交警部门聘为“特约监督员”。
南阳市西峡县是一个偏僻的县城，但经常有来自各地的交警部门辗转登门找到王金伍，与他沟通其反映的问题。
而交警部门愿与王金伍沟通，也与王金伍“灵活”的做事方式有关。在王金伍看来，维权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有关部门改善工作。在他看来，给交警部门一个台阶，只要解决问题、有效促进工作就行。现在，王金伍手头很多交警部门领导的电话号码，不少投诉往往他一个电话就解决了。
对于能够解决问题的私了，王金伍也并不排斥。同样，如果投诉能够私了，也不会影响到交警部门的评优。
尽管如此，在维权过程中，王金伍也曾遭遇暴力。
本次获嘉县警方有多人受到了停职、免职和清除出公安队伍的处理，并严格了此后的执法规范，引起了社会对大货车被乱收费现象的关注，王金伍对此表示满意。不过，他向记者透露，如果继续追查，受处理的人数远远不止这些。“期间也有领导找我，让注意河南形象；再者说，省里的处理结果已经下达了，我总不能站出来推翻它，对吧？”
“只是局部在改变”
七年的维权经历，胜率不小，改变颇多。但更多时候，王金伍在重复着同样的维权故事。他说，自己只能看到局部在发生着变化，对于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力不从心。
据王金伍估算，全国约有1400万辆货车，保守估计也有3000万名司机。这个庞大的群体，大都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文化水平不高，对法律的了解更少。更多的人，还仍处于“忍气吞声”的状态。
王金伍曾遇到两名向他反映问题的同行，对方执意请王金伍全权代理诉求，不肯出面，怕受到报复；他还曾亲眼目睹司机拿着8000元罚单，当场嚎啕大哭；还有在路上向执法者当众下跪的司机……
为了普及更多的法律知识，王金伍正借助行业俱乐部的平台传道授业。他希望自己能带出更多的徒弟，“有的交警看你还挺懂法，就不乱收了，这种情况还是很多的。”
更让王金伍感到无奈和困惑的是，重复了七年的维权故事，每天都还在上演。“像有些地区的投诉得到解决后，短时间能管一年、半年的，有的能管一二年的，根据各地领导重视程度不一样，局部还是有变化的。对全国来说是变化不大。”
王金伍认为，这种现象难以杜绝的原因主要在法律和体制上，存在多头管理、重复管理等问题。他举例介绍说，交警部门适用《交通安全法》，路政部门适用《公路法》，各有各的依据，有的依据还自相矛盾。比如在对货车载重量的认定上，交警部门按照车辆的行驶证核定载重量，而交通部门是按照车辆的车轴认定的。“以3轴货车来说，车主拉30吨货物，交通部门是认可的，交警部门则认为超载了。执法部门太多，对相同的违规行为，相关法条也很多，处罚数额不统一，各有各的理。”
随着名气渐大，在河南及周边省份，遇到交警罚款时，越来越多的车牌为河南西峡县的货车司机会说：“这车是王金伍的。他们之所以冒充，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借王金伍的“威名”，令自己能不被罚款或少罚款。
也有交警部门找到王金伍，让他把自家的车牌报上，可以给予照顾，以免处罚时“误伤”。王金伍谢绝了这番好意，他说，多年维权，不能只换来一个人的改变。(记者冀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