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卖了十多年花椒，43岁的邵中元突然来到滕州市，要改行学做烧饼，“决心”很大：只要求老板供他吃住，不要分文工资。
滕州市这家连招牌都没有的烧饼铺老板，痛快地收留了他，也没细问姓名。
刚学一个月，7月2日晚上，一队警察冲入烧饼铺，将邵中元抓捕。
邵中元，山东枣庄人，涉嫌贩卖100余名儿童，他的妻子、表舅、小舅子和大舅子等多名亲属涉案其中。
今年年初，邵中元逃跑后，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7月2日，邵中元和其他相关案犯先后被警方控制。
邵中元不识字，但脑筋活络，多年来，收花椒往外贩卖。
邵中元的家在枣庄市山城街道，是远近驰名的“花椒之乡”，花椒树7万多亩，占全国总产量的1/10，家家户户靠花椒产业吃饭。
“一年顶多挣一两万吧。”邵中元不甘心如此，他想找到挣钱更快的门路。
2010年7月，他找到新营生，干一次能挣一两万。新营生是贩男婴、女婴。
邵中元说，他平时走街串巷，闲聊中，听说有人家想收养孩子，而正巧他认识了几个云南人，对方称能提供孩子，他便当起了中间人。
他的远房表舅苏令银是临沂平邑县人，两人一拍即合，合伙干。
当地警方负责人透露，受“传宗接代”、“儿女双全”等传统观念影响，部分地区存在一定的儿童买方市场。
高速服务区做交易
在一年零7个月，邵中元等人涉嫌贩卖了100余名婴儿。
邵中元说，最初，他开辆三轮摩托车去卖孩子，3个月后，他拿6万元买了辆黑色吉利轿车，“一直干到今年年初。这6万也是卖孩子挣的。”
枣庄市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刘广军介绍，调查发现，邵中元等人拐卖的婴幼儿均来自云南、贵州等地区。2010年7月开始，邵、苏等人先后从云贵地区多名上线手里购买男女婴儿，价格一般是1万元。
“邵中元的反侦查能力很强。”刘广军说，为了逃避警方盘查，云南的“上家”会乘长途车北上，双方在京福高速公路的曲阜服务区内接头、交易。
随后，邵中元、苏令银二人驾车把孩子送到枣庄山城街道邵中元的家里，由邵中元的妻子张霞照看。同时，他联络“下家”，以3万至5万元的价格卖往临沂、枣庄和济宁等地。
婴幼儿怎能忍耐长途奔波？据一线打拐民警说：人贩子往往给婴幼儿灌服安定等药物，避免孩子哭闹。如孩子中途生病，很有可能被直接遗弃。
贩婴下线多为亲属
有钱赚，邵中元的亲戚们很快被吸引入伙，甚至内部还进行竞争。
邵中元称，他的下线主要是亲戚，比如他的大舅子张某和小舅子张某某，苏令银的表亲李某和李某某等，以及这些亲戚的远房亲戚。
最初，有些人只是亲戚的下线，后来听说上线是邵中元、苏令银二人，便要做他俩直接的下线。
刘广军介绍，邵中元贩婴团伙属于典型的家族性犯罪团伙，团伙成员多为夫妻或亲属关系。邵中元夫妻和苏令银是主要成员，中转的、联系买家的多是两家人的直系或旁系亲属。
涉案人员文化程度低，分工明确，“有的负责接转外地贩来的孩子，有的负责喂养，有的负责联系买主，已形成了职业性的犯罪。”
据邵中元供述，他的上家也是有亲属关系的团伙。以云南女卖家方某为例，该女子的丈夫、妹妹、表妹都牵涉此案。
平时，邵中元还一如既往地收花椒。但贩婴“流水线”的规模越来越大，引起警方注意。
今年年初，枣庄警方突袭邵中元家，将邵妻等人抓获。“邵中元听到大门口有动静，迅速从家中的楼梯爬出天窗，逃跑了。”曾参与抓捕的刘广军介绍，此后，邵中元仿佛人间蒸发，没了音讯。
案件侦破一时陷入僵局。
随后，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全国通缉邵中元。
烧饼铺里“落网”
6月底，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打给邵中元女儿。“我们分析极有可能是邵中元，随后通过技术手段确定了该号码的大致方位。”刘广军介绍。
7月4日，枣庄市看守所。邵中元回忆说，年初，警察上门时，他就知道完了，一直在临沂、枣庄等地躲藏，找各种不查身份证的小旅馆寄身。
一个月前，身在滕州的他实在逃累了，找到一家偏僻的烧饼铺当不拿工资的学徒。不知情的烧饼铺老板当即答应。
烧饼铺老板不知道，公安部正在通缉邵中元。7月2日晚10时许，通过电话锁定邵中元位置，枣庄警方冲入烧饼铺，将邵中元控制。
从邵中元下线手里解救的强强(化名)，已被送到枣庄市社会福利院。强强还不到两岁，脸上挂着泪痕，一见有女人进门，他就哭着喊“妈妈！”
□新京报记者 陈博 山东枣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