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遭遇困境：两头热中间冷 受死亡标准制约

　　1.器官捐献“两头热中间冷”

　　与等待移植器官的患者和医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移植医院热情不高，致使器官移植搁浅

　　在广东中山市一家民营医院，一名志愿捐献器官的患者去世，深圳市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立刻赶去。不料医院担心家属找麻烦，医务科长把住手术室的门，对着高敏大喊：“看哪个护士敢给你开这个门？”高敏不解地说：“医生本来就是救死扶伤，有人捐献器官献爱心，为什么要拒绝呢？”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委员、北京朝阳医院肾移植中心主任张小冬指出，医生能够在第一时间得知病人情况，有机会发现潜在捐献者。因此，器官捐献的开展，离开非移植医院的配合是不可能的。

　　目前，器官捐献的现状是“两头热中间冷”。等待移植器官的患者和医院“两头热”，非移植医院“中间冷”，致使器官移植搁浅。像湘雅三院、浙大一院等都非常重视器官捐献。但有资质开展器官移植的医院毕竟是少数，全国只有163家，大量的潜在捐献者来源于非移植医院。但他们往往因为不了解器官捐献、法律和相关规定，拒绝协调员进入医院，或者不提供手术室等医疗设备配合摘取死者器官。

　　安徽医科大学遗体(器官)捐献接受站常务副站长付杰分析说，非移植医院“热”不起来，主要是害怕允许摘取器官会给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非移植医院允许或者组织摘取器官，也不能从中受益，患者感谢的只是移植医院。而非移植医院不予配合，也没有法律法规制约。因此，我国应该出台器官移植管理的法律法规，对捐献者、接收站、医院、受益者的权利和义务进行规范。

　　很多患者担心，如果同意捐献器官，医生就不会尽力抢救生命。张小冬认为，为患者治疗的医生和移植器官的医生，属于两个不同的团队，各有各的职责，不存在“合谋”的利益关系。

　　我国目前各医院的死亡报告制度是只报告死亡数。专家建议，卫生主管部门应完善死亡报告制度，在报告死亡病例的同时，增加是否捐献器官的内容，让器官捐献协调员获得与潜在捐献者沟通的渠道，同时让非器官移植医院做好配合，使捐献器官能够顺利移植。

　　2. 死亡标准制约器官移植

　　心脏停止跳动后，由于器官热缺血时间过长，大多数器官不再适合移植

　　一名14岁的河北承德女孩在北京十一中就读。一次体育课，她突然在操场晕倒，被送往北京朝阳医院抢救，因脑血管先天畸形造成脑出血。张小冬介绍，经诊断，这名女孩已经脑死亡了。对于家属来说，这可能无法接受。又经过3天的抢救，直到心脏停止跳动才最终放弃。

　　传统死亡标准，制约着我国的器官移植工作。目前，我国医院通行的临床死亡标准仍是“心跳死亡”，即心跳和呼吸停止、心电图呈直线、瞳孔散大等。

　　张小冬介绍，心脏停止跳动，血液循环随之停止，将导致其他器官功能渐趋衰竭，即使人们同意死后捐献器官，由于器官热缺血时间过长，大多数器官已经不再适合移植。器官允许热缺血的时间是：心脏3-4分钟，肝脏5-8分钟，肾脏30分钟，骨和眼角膜是24小时。如果在脑死亡时就宣告死亡，心、肺、肝、肾等器官的功能不受损，就适合移植给他人。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中国器官移植界专家就开始呼吁国家出台脑死亡法，但至今没有实现。全世界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认“脑死亡”标准，美国、英国、日本等13个国家还将其写进了法律。

　　在医学界，器官捐献的死亡标准是执行脑死亡还是心跳死亡，一直存在争议。近年来，要求建立脑死亡判定标准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卫生部脑死亡判定标准起草小组委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对脑死亡判定的可行性和安全性进行了深入扎实的研究，提出了《脑死亡判定标准(2009版)》和《脑死亡判定技术规范(2009版)》。但医生还不能依据《脑死亡判定标准(成人)》和《脑死亡判定技术规范》来判断一个人死亡，只有在通过法律承认之后才能实施。

　　卫生部要求从今年1月1日起在全国全面推行心死亡遗体器官捐献标准。此标准的出台是为了顺应国情，因为大多数人还不接受将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

　　安徽医大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刘付宝告诉记者，中国目前推动的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是比脑死亡界定更为严格的工作，必须通过登记系统、随访系统、第三方劝捐系统共同完成，实行起来困难依然很大。

　　3. 器官捐献需要合理补偿

　　应让受捐者捐献一定数量的款项，给予捐献者经济补偿

　　日前，湖北省荆州市20岁女生黄圆圆，在深圳实习遭意外去世。其父黄宏林决定捐献女儿的遗体和器官。他说，“进了火葬场就剩一把灰，捐了别人还能活。”捐献手术完成后，捐献的器官移植给5名患者。但要还清住院期间欠下的7万元医药费，他们需要不吃不喝7年才能还清。

　　一位29岁的福建省清流县农民，因驾驶摩托车发生车祸脑部重伤。入院治疗半个多月仍昏迷不醒，治愈希望渺茫。家属表达了捐献亲人器官的愿望。器官接收医院必须待捐献者死亡后，摘取可用的器官。在此过程中，家属无法承担高额的医药费，最终只能把伤者带回老家。因缺乏相应的补偿机制，捐献过程不得不戛然而止。

　　深圳市与殡仪馆达成的协议是，为捐赠者家属免除遗体运输费、化妆费等部分丧葬费用。事实上，这些补偿远远不够。因为要想保证所捐器官不衰竭，必须依赖呼吸机保证心跳，但这些抢救及维持费用，需要捐献者来承担。

　　部分省市制定了相关的救助办法。如《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博爱救助基金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原则上最高救助金额不超过上年度天津市职工年人均工资的3倍。《浙江省人体器官捐献基金管理办法》规定，原则上救助总额不超过5万元。

　　人体器官移植涉及多方利益，建立合理的、兼顾各方的补偿机制必不可少。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器官捐献移植涉及经费补偿问题，需要考虑捐献者的医疗费用负担和捐献者家庭的困难，采取经济救助补偿政策，确保遗体器官捐献工作合法、人道、尊严、体面。

　　刘付宝建议，国家应该考虑给予捐献者适当的补偿，特别是失去青壮年劳动力的农村家庭。可以由国家出面成立基金，让受捐者捐献一定数量的款项，给予捐献者经济补偿，推动无偿捐献工作的开展。

　　4. 拓宽器官捐献渠道

　　机动车驾驶员身后志愿捐献器官，一直是国际上通行做法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8万人死亡。如果有10%的机动车驾驶员身后志愿捐献器官的话，捐献者为0.8万例，将有效地缓解器官来源不足的难题。付杰说：“每年这么多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在等待中生命凋零，却又有那么多可用的器官白白火化掉，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机动车驾驶员身后志愿捐献器官，一直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在欧洲，大多数国家在器官捐献方面采取“默认同意”的原则。除非在生前明确拒绝器官捐赠，否则医生便将其默认为同意捐赠器官。在美国，市民申请或更新驾驶执照时，如同意捐献，则会在驾驶证上做标记，并录入数据库。截至2009年，全美共有863万人登记加入器官捐献者资料库。这些登记者28%捐献了器官、30%捐献了组织、38%捐献眼角膜。

　　这一国际通行做法已在我国深圳市试点。2006年1月23日，深圳市红十字会为23名驾车者发放了首批器官捐献卡。持卡人万一不幸发生意外，家人或医务人员可凭此卡在第一时间了解其捐献意愿，并及时在其身后实现捐献，避免器官资源流失。

　　深圳市红十字会副会长赵丽珍认为：“机动车驾驶员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也是一个交通事故时有发生的群体。我们希望所有的驾驶员都能安全驾驶不出意外，如果万一发生不幸，身后能为活着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让生命得以延续。”

　　张小冬认为，机动车驾驶员志愿身后捐献器官，只是器官捐献的一种途径。他曾在高校、医院、商业区等地发放2000多份调查问卷，调查显示70%的受访者愿意身后捐献器官。张小冬认为，我国人口基数大，愿意捐献器官的人不在少数。因此，亟需建立人体器官捐献体系，拓宽器官捐献渠道，去挽救更多濒危的生命，让生命在移植中重生。 本报记者 王君平　申琳　朱磊

【 作者：邓永胜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