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彭俐
杨信,长的样子就很胡同,像他的“胡同母亲”,朴素,憨厚,平淡无奇,直来直去。今年他也整五十岁了,身体发福,爱穿蓝色布料的中式对襟衫,一口地道的京腔多含俚语,在同龄人中不大多见。外地人会误认他是四合院中的哪位普通大爷,想不到他是名扬海外的京味画家。
1962年出生的杨信,恰恰是“胡同母亲”奶大的孩子。长大后他没有忘记反哺,用一支画笔不倦地描绘他的“母亲”,他的家,他的童年往事以及老北京往事。人们将他的画作命名为“京味”,也称其为民俗画家,其实,他不过是“胡同母亲”的孝顺儿子,老北京历史文化的一位痴迷者而已。
走进他位于东城交道口一幢楼房地下室的“旧京民俗杨信工作室”,老北京的气息扑面而来。他将工作室仿制成胡同民居,四合院院门古朴,堂屋的格局庄重,一水儿的古旧明清家具沉实,就连大门板上“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刻字,都是民俗画家亲手凿刻。
京城之大,画家之多,但很少有“60后”的丹青手能把古老的京味嚼透,或把它捧在手里像宝贝似的,并用多彩的笔墨将其贮藏待来年发酵,甚至即时就用其浓郁的醇香来陶醉世人,乃至征服世界。老画家刘迅曾说:“杨信是老舍式的画家,他只画贫寒的底层人物和市井生活,不画王府与贵胄。”
说到现代京味文化,它是由许许多多拥有艺术和学术天赋与才华的俊杰们共同造就,小说作家有老舍,戏剧家有曹禺,评书大师有连阔如,相声巨擘有侯宝林,话剧演员有于是之,影视编剧有刘恒,收藏专家有马未都,清史研究有阎崇年,节目主持人有崔永元……而民俗画家则有杨信。
少年梦想拥有一个绿画夹
一位当代北京民俗画家,诞生在南锣鼓巷一带也许不是偶然。杨信家住分司厅胡同,一住40年。分司厅胡同俗称“粉子厅”,它东起安定门内大街,西止北锣鼓巷,如今属于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常有中外游人光顾。
胡同,对一般人来说不过是古老建筑而已,但对杨信而言却是一条剪不断的脐带。
上世纪60年代,杨家父母和当时许多工薪阶层的双亲一样,辛勤节俭地度日,为膝下的几个儿女操劳。
杨信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大哥哥常代替父母做“大管家”,
吩咐弟弟打水,妹妹和面。最小的杨信被派去买芝麻酱二两,供一家七口拌食凉面。小半碗香喷喷的芝麻酱端上桌来,警觉的大哥哥对小弟弟说:“你偷吃了!”“没有!”“瞧!你舔的舌头印!”果然,芝麻酱中有小山崛起之势,小舌印清晰可见。
那时,不光每一户小家省吃俭用,一毛钱酱油、五分钱醋地到食品小铺去零星采购;就连公家也不奢华与铺张,胡同里国家盖的“官厕所”不多,四合院中的“公共水管子”为节水而每天定时上锁。贫寒的、爱画画的胡同孩子是怎么画画的,今天富裕起来的人们简直无法想象。
卖冰棍儿的老爷爷、老奶奶一出现,杨信就跑上前帮老人推车。不是为得到免费冰棍儿,只为讨要几个用马粪纸制作的、盛冰棍儿的盒子。回到家,将纸盒子压在铺板下,压平了,拿出来裁了,再用骨胶加立德粉往上一刷,便成为有颗粒状的、能挂得住颜色、可画油画的纸板。最后,自己找木料钉个框子,刷上胶。画画所需的物件便大抵置办“妥了”。
杨信的口头语就是“妥了”。
像是叹息、又似欣喜的“妥了”的口头语习惯,原是来自他打小儿动手制作画画材料的繁琐过程。
人家孩子学画是因为天性好静,杨信学画是源自天生贪玩。
分司厅小学,学生们眼中的画画老师牛广聚最牛。他画的一幅巨型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矗立在楼道里,令所有人都仰慕。杨信老想用手摸摸毛主席手中那把油纸伞是不是真的。牛老师组建了一个绘画小组,杨信是主动参与的学生之一,这倒很难说是他的天赋被发现,只不过是他太淘气、不好好读书使然。他爬城墙、糊屁帘儿(风筝)、逮蛐蛐、粘蜻蜓、扇三角(用纸烟盒叠三角做游戏)、捞鱼虫……和胡同半大小子们一起,玩得昏天黑地。妈妈一想,与其整天玩耍、不好好上课,还不如让这孩子业余学学画画来驯服野性,就向老师提议,进绘画小组。
9岁开始跟着牛老师画素描,对着景物在纸上涂涂抹抹,让四合院顽童发现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新天地、一个宣泄自我内在激情的大舞台。兴趣的闸门一旦开启,生命的潜能奔涌而出。他和街坊发小儿、祖上是宫廷画师的吴静涵(后来成为画“红衣少女”系列的名画家)一起,步行去几里外的美术馆看展览;一起到王府井临摹大海报上的海军战士。“暴雨来了,哪儿都湿了,画没有湿。”但拥有一个挎在肩上、看上去很帅气的绿画夹的梦想,却一直未能实现。“家里人找木匠给我做了一个箱子,这回不得了,出门能有一个油画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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