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工市场异常繁荣
一方是发生“用工荒”的企业，另一方是因工资待遇、工作环境、劳动强度等不愿委屈自己的打工者，在共有的生存压力之下，临时工现象增多。
没有合同束缚，有一定自由度，不用担心请假不好请，也不必过多受劳动强度、提升空间等因素干扰——据薛超观察，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开始加入临时工大军，不少企业也对临时工日渐依赖。
新市民家园做的调查报告显示，三成被调查者属于临时工，而这一工作性质决定了这部分外来务工人员本身流动性较大。非法黑中介应运而生。他们的职责就是为急需人手赶制订单的企业和有意愿的打工者牵线搭桥，再从中赚取提成。目前临时工的市场价格一般在每小时7元～10元不等。
临时工市场的繁荣远非一般人能想象。据薛超了解，有的黑中介一天最多能运送两三千名临时工赶往各个工厂。他曾亲眼目睹过一辆9人坐的小面包车内，居然一次性塞进18个成年打工者。
青岛市人力资源管理协会对短期工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青岛的短期工以男性、中年、普通工人为主，多数集中在建筑施工行业及化工、机械制造行业，工作时间较长，70%的受访者表示每周工作时间在56个小时以上。
显然，临时工的大量涌入给与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打工者们心理带来了一定冲击，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去留。薛超曾听到在附近企业工作的工人们抱怨，这些临时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且赚的钱不比自己少。薛超认为，“这可能刺激更多人加入临时工行列，从而加剧一些企业的‘用工荒’现象”。
薛超担心的是，临时工市场暗藏的诸多陷阱：没有劳动合同意味着临时工的权益得不到保护，社会保险问题怎么办？一旦出了工伤谁来负责？
上述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的信用问题(如拖欠、克扣工资等)确实是青岛的短期工反映最多的问题。
对企业而言，雇佣临时工同样是出于无奈。“每雇佣一次临时工，就意味着需要从头开始培训，培训成本必然会有所上升，加上临时工多数都是非熟练工，难以保证订单完成质量，对企业长久发展显然不利。”薛超说。
亟须调整“两个结构”
如今，陈兰涛仍然坚持自己两年前的看法，认为“用工荒”现象在较长时间内不可逆转。
在他看来，诸多原因导致该现象出现。
首先，第一代农民工目前已人近中年，受传统观念影响，不愿再外出打工；比如，很多企业前往西部安营扎寨，当打工者发现在家门口企业工作就可以赚得同外出打工一样的钱时，还有什么理由外出呢？
回乡没多久，李贤贤便发现，有亲戚在离家不远的一家手套加工厂工作，月工资2800多元，而自己在青岛打工时每天加班才能拿到这么多钱。薛超和工人们曾算过一笔账，如果在青岛这样的沿海城市打工，每个月的生活成本大概如下：吃，400元；住，200元；电话费，100元；衣服，平均每月110元(按最低标准算:一年买3双鞋300元，裤子400元，上衣500元，包、首饰等100元)；业余生活，400元(包括买生活日用品200元，娱乐100元，人情往来100元)。
“如果月工资2000元的话，按以上开支，每年能节余8000元左右，事实上往往存不了这么多，可见在城市生活成本高，也是很多工友返乡的重要原因。”薛超说。
其次，新生代劳动力数量减少；再次，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沿海城市生活成本高，城市吸引力不足，他们对工作环境舒适度的关注远甚于父辈。不同于刚打工时的迷茫，如今的小雷对新工作有着很清晰的标准：工资高些，不要太累，工作环境整洁，住宿要有洗浴间，餐厅要大，最好要有一定时间看书学习。如果可能，他希望早日结束漂泊的打工生涯，做一名图纸设计师。
在薛超看来，打工者之所以频频跳槽，很重要的一点是缺乏很好的人生规划，在他身边不乏有工友一年间换七八个工作。但薛超认为，“这样成本太高”，他建议打工者先学技能，谨慎跳槽，循序渐进地完善职业生涯。
为缓解很多企业缺工严重的问题，陈兰涛认为，目前亟待调整“两个结构”：调整城市的经济结构，减少对制造业的依赖，应发展以服务业为导向、低碳、高附加值的行业；调整人力资源结构，鼓励更多大学生去基层工作。
不过，李贤贤从未将自己的决定和这场令不少企业谈之色变的“用工荒”联系起来。准确地说，她压根儿没听说过“用工荒”这3个字。对已离开的这座城市，她有种“特别复杂”的感情。再过两年半，在青岛上大专的弟弟该毕业了，她希望弟弟能留在青岛成家立业，这样她就有充足的理由再回来看看这座城市，就跟当年姐姐对她的期许一样。本报记者 邢婷 (应采访对象要求，部分求职者用的是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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