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2012年春节还有3天的时候，收拾完最后一件行李，22岁的李贤贤决定不再做往返于家乡和异乡之间的“候鸟”。对这个来自济宁农村的姑娘来说，这是她在青岛打工的第四个年头。
决定做得有些艰难，却并非率性而为。李贤贤花了一年时间思考去留。最终，她以回去结婚的理由说服了自己，显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整天在流水线上，干烦了，干倦了”。
李贤贤们的出走无疑成为这座沿海城市又逢“用工荒”的生动注解。自2007年春节假期刚过，青岛当地媒体首次刊出“用工荒”3个字后，与此相关的热议几乎从未停歇，每年春节后尤甚。
令人不解的是，为何有的企业能在这场“荒”中置身于外？众多企业抱怨“用工荒”的同时，许多打工者却抱怨工作难找——这其中的矛盾如何解释？生存夹缝倒逼企业和打工者作出怎样的选择？
追问中，中国青年报记者试图通过深入调查逼近“用工荒”真相。
说到底是“好企业荒”
1300元、1500元、2000元——青岛校企英才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铭脱口而出从2009年起年年递增的当地企业招聘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2012年春节过后，这一数字已涨至2400元。
一生产毛绒玩具的外资企业招聘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该企业今年的工资涨幅远超2011年，不仅如此，给新入职的夫妻员工的租房补贴由每人每月50元提高到100元。
当本报记者穿梭于青岛汽车北站的劳务市场时，有一招聘人员主动上前搭讪介绍企业情况，并承诺可打车带记者前去厂房参观，“没关系，公司给报打车费”。
和众多沿海城市类似，用工紧张的现象在青岛已不是新闻。2010年本报记者采访青岛市人力资源管理协会秘书长陈兰涛时，他对当年青岛劳动力市场的判断是“高中低端人才全面告急”。在他看来，2011年的“用工荒”受到楼市遇冷等因素的影响略有缓和。
在吴铭印象中，从2006年起就已初现的缺工现象，已逐步影响到当地企业的正常运转。陈兰涛举例，因缺工严重，某知名跨国通讯公司每月50万台的全球订单根本无法完成；某猎头公司声称，该公司不缺客户、缺人才；某机械制造企业缺20多个实习生，先后联系4家学校，均被告知所有学生已被外派……
类似信息源源不断地被反馈回来。而延续至今的“用工荒”问题同样为劳务派遣公司带来极大压力，培训和招聘成本明显上升，吴铭坦言自己的公司2011年损失较大，为此公司增加了开设服务平台的业务以期缓解。
“用工荒”中，一些企业的镇定自若成为别样风景。吴铭举例，一些规模较大的国企以及颇具实力的外企由于有着稳定的员工招聘来源，从未受到此类问题的困扰。与之对比，喊“荒”的多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企业。
“就劳动力总量而言，‘用工荒’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到底还是‘好企业荒’”吴铭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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