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的人权逻辑蕴含着双重的政治前提：一是对中国人权状况以及社会制度的一贯偏见；二是为中国以臆断的中国“各种侵犯人权行为”制造一个新的政治难题。而这双重政治含义背后的真实寓意无疑更为深刻，这表明西方一些人仍然在继续基于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和制度霸权意识来从人权上认知和扭曲中国。由此引申出来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西方一些人为什么会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持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这样的偏见又是以怎样的思维方式把人权演绎成为攻击中国的政治工具的呢？对这一问题做一有益的探讨，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报告》真实的政治意图。
偏见的起点当然是传统的意识形态思维，迟至今日，这一强大的思维定势仍然主导着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不可避免地会延续这样的扭曲认知，而且，只要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就会坚持对中国的制度性扭曲，就会始终在意识深处把社会主义的中国视为对西方制度的威胁和挑战。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对自己的政治制度产生出莫名的优越感和对其他所有与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制度性傲慢与偏见，认为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才是唯一合理并具有普世价值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制度性傲慢，西方才会肆无忌惮地在世界各地推行“全球民主运动”，任何一种非西方的政治制度都会受到严厉的舆论攻击和打压，相关国家也因此被贴上“不民主”、“专制”、乃至“无赖国家”的政治标签，这一制度性傲慢投射到对中国的人权态度上，当然会与制度威胁心态相融合，形成更加强烈的政治偏见。在此意义上，《报告》隐含的是一种新“中国崩溃论”：既然不能在经济上指望中国“崩溃”，那就通过人权这一政治武器从内部促使中国崩溃。这是《报告》刻意强调“阿拉伯之春”，臆断“阿拉伯之春”使“中国政府感到焦虑不安”的真实动机。
近年来，中国在坚持自己的政治制度的同时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促使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在过去的威胁、傲慢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涵，这就是对中国发展的焦虑和不安。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导致了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相应提高，“北京共识”更表明中国模式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汲取发展养分的来源；另一方面，傲慢的西方则陷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以资为本”的发展模式和利己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批评和质疑。在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下，西方对中国的发展更加缺乏制约手段，恐惧、傲慢和焦虑构成西方一些人扭曲中国形象的复合性内在逻辑链，在这些心态支配下，西方一些人从来不会认真考虑中国人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人权状况的，不愿承认中国的人权状况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之中，扭曲中国的人权状况和国家形象成为其无奈的政治选择。
理解了人权政治化的真实意图，只会促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自己的人权道路更加具有自信、自省和自觉，中国当然在人权领域还存在诸多不足和改进之处，中国当然也以开放的心态接受任何有助于人权发展的中肯批评和建议。为此，西方一些人在肆意指责和无端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时或许更应该正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如果13亿中国人民不是生活在一个政治民主、思想自由、权利保障不断增强的社会制度下，中国人民何以在短短30年中迸发出高涨的发展热情，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