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3年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算起，今年的春晚正好是第三十届。可以说三十年春晚伴随的正是我们国家发展变化最大的三十年，春晚走过的轨迹反映的也是我们国家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记者采访了与春晚三十年相关的一些人，让我们听一听他们记忆中的春晚。
——编者
“1983年的《乡恋》，个人情感可以表达的一个信号”
“谁能想到，一台晚会居然持续了三十年，再有预见性的人也不会想到这一点。”黄一鹤，1983年、1984年、1985年、1986年和1990年春节晚会的导演，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的纪录片《春晚》的记者采访时，依然对30年前的如履薄冰记忆犹新。
“1983年春晚最令人难忘的是李谷一的《乡恋》。”黄一鹤导演，他几乎奠定了春晚的基本格局。“当我们决定办一届春晚时，作为总导演，个人的感觉好像是一匹久未上战场的战马听到了冲锋的号角，恨不得把看家的本领都拿出来。当时我们几个人彻夜未眠，讨论来讨论去，确立了几个基本的原则，一个就是要表达欢乐传递欢乐。还有一个就是要有群众的参与，要让群众点他们爱听爱看的东西。”
当时家里有电话的人都不多，有电视机的人也很少。中央电视台勉强找到四部电话，让观众来点歌。没有想到，备受争议的《乡恋》被点播的最多。“既然说了要体现群众的愿望，那就只好让李谷一唱《乡恋》。这一唱被认为是一种信号，即表达个人情感的歌可以唱了。”
“由于第一届春晚的播出完全是没有宣传的，很多人都没有看上，第二年，很多人在春节前就已经商量着凑钱买电视了。如何超越第一届让我们很头疼。”有一天黄一鹤在报纸上看到一条非常小的消息，说撒切尔夫人要来北京和邓小平谈论香港回归的事情，这一条小小的消息启发了黄导，他也不知哪里来的机灵劲儿，一下子想到海外游子和大陆同胞一起过大年的点子，申请邀请香港的歌唱家来参与晚会，“这使春晚有了更深的感情与含义，包含了海外游子回家过年的含义。”
而1984年春晚最大的成就还是对小品这一形式的开拓。陈佩斯与朱时茂的《吃面条》使小品这一品种从此再未缺席过春晚，而且捧出了一大批类似的艺术家。“还在试演出前，就到国家体育总局给运动员们看这个小品，大家原本都坐在马扎上，后来所有的人都坐不住了，在地上捂着肚子乐不可支。可是节目进行审查时，大家觉得除了可乐之外，这个节目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也就是说没有可点的那个主题。虽然没有人反对，可是也没有人赞成。”在大家都觉得不可能上春晚时，黄一鹤都没有放弃。最后节目终于上了。
在接受央视纪录频道的采访时，陈佩斯说，当时大家住的还是那种筒子房，一排一排集体宿舍似的那种房子，用的还都是公共厕所，“第二天上厕所的时候，听隔壁小孩都在说着我们那个小品的台词，边说边乐，几个小孩逗来逗去的。我觉得当年的春晚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明确地传达了一个信息，就是什么呢？把快乐还给人民，这非常重要。其实喜剧能直接判断一个社会文明程度，所有被禁锢的社会和僵化的生活都不允许喜剧的存在，所以，把欢乐的权力回归人民，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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