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清代学者章学诚说：“灭人国者，必先亡其史。”王辅一认为，有史而不知史，是莫大的悲哀。这也是今年已82岁的王辅一孜孜以求的动力源泉。
多年来，他一直是手写书稿，人物传记涉及的事件、故事、人物难以计数，除客观准确以外，王辅一在治史的过程中坚持能出现人名的尽量核准发表。事实证明，这一做法为许多战争年代的官兵恢复了历史原貌，澄清了历史事实，不少子女亦为此受益。至今想来，王辅一仍觉得十分快慰。不过，这言之凿凿的一事、一人和一仗，要查阅、核实、占有多少资料？单就一笔一画写的方格子稿纸，堆成厚厚的一摞书稿，又要熬多少夜，要花费多少心血？
与其交谈，每言一事，他常找出相关资料请你过目。这是王辅一在半生研究写作中形成的习惯。他认为：文章重千钧，要对历史负责，更不可贻误后人。
一次，王辅一在武汉的一个纪念馆参观时，看到一个不起眼的橱窗里贴着新四军5位领导人的一张合影，说明词里说这是“1937年10月新四军领导人在武汉的合影”。他看后顿生疑惑，武汉10月的天气哪有这么冷？可照片中的人物全都穿着厚厚的冬装，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带着疑问，王辅一四处查找资料发现，1937年10月照片中的5个人中，叶挺在澳门，项英还在赣南，5个人不在一起，显然不是1937年10月拍摄的。于是，他进一步分析5个人当时分布在哪里，查阅了《赖传珠日记》等多本资料后，确定照片应为1938年1月4日上午拍摄的，甚至连拍摄人名叫童小鹏都给查找出来了。
去年3月，正在撰写《韦国清传》的王辅一，为搞清楚韦国清在77年前任特科营长时为长征的红军渡河架桥的事，专程来到江西于都、会昌两地实地调研考察。
吉普车在山路上颠簸，他在车内摇晃。有时路窄，车通不过时，年轻人下来推车，他就下车折个树枝拄着前行。一起去的同志不忍心他受累，就劝他别去了，他们去了解一下就行了，王辅一坚决拒绝了。他对同行的人说：“我不现地察看，心里不踏实，下笔就没有底啊！”
最终，经过现地测量河道宽度，估算两桥之间的距离，分析当时寻找架桥材料的可能性，王辅一认真校正了以往资料中有偏差的数据和叙述。
原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后任军事科学院顾问的石一宸，在2002年10月15日初读王辅一的《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简史》后，给他写信：“你一个人顶半个战史部的工作量，很不容易……这本书对现在的军职人员很有用，为后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学习资料。你费了心血、心血没有白流！”
王辅一认为，向年轻人宣讲传统、传播“红色基因”，不可沿袭宏观、笼统的路子，只有具体形象、活泼生动的作品，才能抓住读者。的确，浏览其作品，常有“不事雕琢，清新自然”之感。
多年前，南京军区原政委杜平将军问王辅一：“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听王辅一说没读过大学，是在军队这所大学校里自学成才的，杜平听了颇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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