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灵魂 拷问存在
灾难文艺当然要描绘灾难，表现灾难，但更重要的不是描摹灾难自身，而是聚焦灾难面前的人类，人类的抗争、人类的精神、个体人的真切复杂的心理体验。灾难文艺的灵魂不是灾难，而是灾难中的人，灾难只有和人类的生存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能生发美学价值。历史上众多优秀的灾难文艺作品，无不穿透灾难，关注灾难面前人的善与恶、崇高与卑琐、信仰与怯懦、抗争与逃避、希望与绝望。
文学艺术存在的理由不是简单的再现现实，而是对于人性的挖掘，对生活可能性的探寻。灾难文艺尤其和民族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息息相通，常常被赋予民族反思、人生终极关怀的深刻意味。相对于被镜头和新闻报道所记录的灾难，文学作品中的灾难并不仅仅作为创伤性事件被记录，它对于灾难的发掘，不是只停留于事件的铺陈、现象的描绘、信息的传达上，而是重在情感、体验、人生感喟、生命情怀，意在开掘人类存在的理想境界、人性的多种可能性。
灾难文艺由于特殊的文艺语境，更能凸现人的存在，拷问人性的力量，昭显人生的理想。在当下荧屏充斥武打、戏说、权谋、情色等低俗之作时，尤其需要对人类生存处境和生命意义进行严肃探索的文艺作品，从而引领人类的心灵，重建精神的家园。人类一次次直面灾难的精神气概、珍视生命的坚强意志、相濡以沫的人性美与人情美是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作为人类心灵世界和精神气象表征的文学艺术当然不能回避。
教化也需要艺术表现
灾难主题的文艺绝不是借灾难进行说教的文艺，灾难不应沦为伦理教化的简单工具。历史上灾难文艺作品有一种现象值得警惕，那就是在作品中预设了一种道德评判的标准，以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剔除了人类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比如经常出现的人性善与灾难恶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像《后天》、《泰坦尼克号》、《2012》、《龙卷风》、《哥斯拉》等影片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情况，主人公在自然灾难面前的渺小和由此反衬出的人格的伟大构成了作品的基本内涵，伦理意味似乎是这些作品存在的唯一理由。
一个真正具有艺术精神的作家是不会简单地将灾难看作是对人性善与恶的一种检验的，他透过灾难看到的是生命的多种景观和人性的多种层面，灾难会让面对它的人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显露无遗，也许仅仅是一场灾难，就会使人们对人性获得新的理解，对生命有新的感悟，对生活开启新的思考。海明威等人透视战后人类的生存处境与身历战争的一代人精神信念的坍塌的作品便是如此，因而才能震撼人心，发人深思。加缪的《鼠疫》更是用一场虚构的灾难逼视人性的软弱与坚强，作品完全打破了灾难面前人性善与恶的简单化的区分。通过鼠疫，描写了灾难面前每个个体心理与行动的复杂性甚至悖论性。这个虚构出来的灾难更像是我们的生活本身。鼠疫带来的不单单是躯体的死亡、生命的毁灭，更多的是人类天真幻想的毁灭、人性缺陷的暴露，因而更能够引发读者对人的存在境遇的沉重反思。
表现灾难的文艺当然还需要处理好灾难与文艺的审美关系，灾难文艺首先是文艺，审美品格和艺术魅力是灾难文艺的生命命脉、灵魂所系。背对现实、回避灾难的娱乐文艺固然失之轻浮，但只有灾难、只有深沉而缺乏艺术的审美向度的作品也会失去艺术的张力，显得苍白无力。面对灾难，人们可以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视角予以审视和分析，但文艺却只能从情感体验、生命情愫和审美情怀这些文学艺术独有的角度切入，去审视灾难面前人类心灵内部的创伤，去挖掘人性的潜在可能性，去表现生命和精神的崇高。在这方面，《魂断蓝桥》、《唐山大地震》明显棋高一着，它们以灾难作为故事展开的背景，但浓墨重彩予以渲染表现的是主人公的情感生活和心灵创伤，两部作品都采用了先放后收、欲抑先扬的手法，把人物感情的转化、创伤记忆的不堪演绎得一波三折，充分正视了情感纠葛的错综复杂，令人为之心动。
在今天的过分商品化的时代里，灾难文艺还需要警惕沦为一种文化消费的符号、一种谋取票房收益的商品。在众多灾难加爱情、灾难加特技、灾难加动作的商业文艺制品中，灾难显然只是一种有利可图的卖点，灾难或被高科技打造为视听奇观，或被设计为情恋故事的背景，或被装饰成人性美的点缀，这样的修辞方式或许能给我们一时的陶醉，但显然不利于灾难文艺的良性发展。
【 作者：
何志钧 卞友江
编辑：
禹亚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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