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讲的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中，至少有一半都是文学家，如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等。伏尔泰对《赵氏孤儿》赞美有加，1755年特地把它改编成《中国孤儿》在法国上演。这出元杂剧的故事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记载，它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是一则舍生取义、替友人救孤复仇除奸的故事。伏尔泰则从人文主义出发，把故事挪到成吉思汗的年代，用那些大善大德的事例感染成吉思汗，使他从热衷于血腥征服的暴力迷狂中转变为懂得体恤爱护民众的君王。伏尔泰对于中国文学的西征作了前导。
几年之后，即18世纪60年代，中国“十才子书”《风月好逑传》除了英译本外，很快有了法译本和德译本。但中国文学在德国大作家中首先引起反响的也是《赵氏孤儿》。德国著名诗人歌德认为这个剧“最深刻动人”。1781年歌德曾着手根据《赵氏孤儿》和《今古奇观》改编一个剧本《艾尔彭诺》，可惜没有完成。歌德最早提出“世界文学”的愿景，也是他最先在一部重要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中塑造了“世界公民”的形象。因此歌德把眼界朝向东方，朝向中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歌德对中国的了解不是通过传教士，主要是通过文学作品。就像当年的中国人不了解外国人而一概视之为“蛮人”一样，当歌德早年不了解中国的时候，对中国也是有误解的。但当他先后读到中国文学中诸如《好逑传》、《玉娇梨》、《花笺记》、《百美图咏》、《今古奇观》以及戏剧《赵氏孤儿》等作品的时候，很快改变了原来的成见，发现“中国人是一个和德国人非常相像的民族”，“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觉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纯洁、更明朗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容易理解的，平易近人的……因此和我写的《赫尔曼与窦绿苔》以及英国理查孙写的小说有很多类似之处”。尽管他知道，这些书“肯定不是”中国最好的小说。他相信“中国有千百部这样的小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歌德还把中国诗人与法国诗人贝朗瑞作了对比，指出“中国诗人那样彻底遵守道德，而现代法国第一流诗人却正相反，这不是极可注意的吗？”于是他认为，“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数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出于对中国人的这种好感，歌德晚年还根据某些中国诗歌的主题，写了一个小诗集，提名为《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共14首诗。
歌德的伟大盟友席勒也是对中国很感兴趣的德国作家之一。1794年他从一位德国译者即穆尔那里得到一本《好逑传》的德译本，爱不释手，因嫌译得不好，很想把它改写一番，而且已经和一家出版社签了约，打算最晚在1806年完成。可惜1805年他就去世了，留下遗憾。年轻时，1782年席勒曾把意大利戈茨的歌剧《杜兰朵》改编成话剧，有人猜测，是不是因为剧中有“中国公主”的缘故呢？
中国艺术对西方的征服比古代经典要晚，但比文学要早，在18世纪上半叶即引起反响。主要是法国、意大利和英国。法国有两位代表这个时代欧洲画风的画家对中国艺术情有独钟，一位是瓦托（Je
an -A n to in e W atte au ，1 6 8 4 - 1721），另一位是博歇（Francois
Boucher，1703-1770）。两人都是欧洲罗珂珂风格的主要代表，前者比后者更有名。他们都倾向于淡雅、柔美的审美情趣，而中国的水墨画，尤其是山水画比起欧洲的油画确实要清淡得多。有人评价瓦托“深得中国六法”。据说他的一幅最具中国画韵致的《孤岛帆阴》藏于卢浮宫，我查了一下英文版的《卢浮宫藏画集》，可惜没有。他和博歇是师生辈，所以常常是瓦托给博歇出一些有关中国的题意，让博歇来画。可是这在他们的主要作品中都没有体现出来。只是在一些装饰性的作品中才能看到，如沙发和座椅的靠背、壁毯、陶瓷制品和屏风等。还有就是某些速写小品。当时英国有一批水彩画家也受过中国画的影响，如柯仁和他的学生特涅等。
（ 作者：
叶廷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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