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耶稣基督之后，正是基于人人平等与政教分离的契约规则，拥有足够多的健全个人的西方文明社会，逐步制定完善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的现代文明制度，从而为每一位个人最为基本的人身自由权、精神自由权和私有财产权提供了制度保障。在这样的社会里，大同人类中的每一位个人的主体人权，优先于国家、民族、党派、企业等人造集体的法人主权或拟人主权。任何个人及人造集体都不得以诸如爱国家、爱民族、爱主义、爱党派、爱企业、爱社会、爱人民、爱集体甚至于爱上帝的名义，凌驾于宪政民主的契约规则、制度条款和法律程序之上，去侵犯剥夺其他个人及人造集体的正当权利。借用当年的北大讲师梁漱溟在《论学生事件》中的话说，“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做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
在五四运动以及后五四运动期间，之所以会出现文人学生的蛮横爱国与武人军阀的温柔管制的极不正常的怪现象，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缺乏足够多的以人为本、独立思考、坚持真理、勇于负责、自由平等、民主宽容、奉公守法、自我健全的健全个人，以及由足够多的健全个人制定完善的宪政民主的契约规则、制度条款和法律程序。对于包括一度“悍化”的胡适在内的自以为爱国有理、爱国无罪的文人学生来说，在不能够或不愿意自我健全，而且也没有足够完善的宪政民主的契约规则、制度条款和法律程序加以限制约束的情况下，遵循中国传统儒学礼教所提倡的“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半部《论语》治天下”、“存天理，灭人欲”的文治天理，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份等级意识，去“占据爱国的道德制高点”武装放大自己并且抹黑压倒对手，几乎成了他们最为便利并且战无不胜的路径依赖和集体狂欢。毛泽东后来所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依然是在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装之下，也就是所谓党指挥枪的大前提之下，才取得成功的。
反过来说，拥有优势兵力和政府强权的皖系军阀段祺瑞，以及他的代理人徐树铮、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一旦被妖魔化为道德天理意义上的“卖国贼”，等待他们的只有军事和政治上的失败命运。但是，随着凌驾于宪政法律之上蛮横爱国的文人学生在五四运动以及后五四运动的集体狂欢中节节胜利，以及温柔管制的军阀武人段祺瑞、徐树铮等人的节节败退，中国社会并没有健全完善为现代文明的宪政国家，反而背道而驰地进入了反宪政、反民主、反文明、反人权的快车道。用张鸣的话说，“比较起来，在后世所谓皖系执政的这个阶段，当政的军人对于当时的代议制政体表现得最为尊重……比起后来的军阀对代议制的无情践踏——曹锟公然贿选，张作霖和冯玉祥扶植相关人搞没有代议机关的执政府，张作霖的军政府，还是要好得多。当时的政府对于民主体制下的基本人权，比如言论、结社和游行集会的自由，还是尊重的。也高度尊重学校的自治，即使是国立大学，也不随意干涉。”
总而言之，张鸣在《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中，用丰富翔实的证据材料展现了一直被掩盖、被歪曲的历史事实。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他从事历史研究的基本功课做得不够扎实认真，同时也没有形成一整套足以解释这些历史事实的价值体系，呈现在他的书里的只是一些含金量很高的金砂，而不是深度提炼的金子。
（编辑 安吉）
（ 作者：
张耀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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