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蛮横武人温柔的五四时期

　　似是而非的历史解读

　　张鸣在重新还原五四运动期间文人学生蛮横爱国与武人军阀温柔管制的历史原貌的同时，所提供的却是似是而非、价值混乱的历史解读。

　　在该书第107页，张鸣继第36页、41页、64页之后，第四次重复了他所理解的进化论意识形态：“自晚清以来，达尔文的进化论，经过甲午战争的催化，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落实在政体上，往往被解读为民主共和优于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专制。从专制到共和，彼此间是沿着进化的路径行进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的当家武人，他们对民主政体尚有幻想。因此，宁可忍受体制对他们的束缚，也不会对体制采取大动作的背离行为。”

　　自相矛盾的是，张鸣接下来又搬出了并没有实质性进化的中国传统，也就是“占据爱国的道德制高点”武装放大自己、抹黑压倒对手的另一种更加具有统治性的意识形态：“五四又是一个如此高调占据爱国的道德制高点，如此得人心的政治抗议运动，不仅社会上商人和市民也怀有学生们一样的对于巴黎和会的情感落差，而且因为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引发了以往皖系政府亲日政策的所有潜在的危机，各种的不满与冲突，都借着爱国运动迸发出来，北京政府内部，矛盾也开始激化。加上中国社会的传统，学生闹事，往往具有天然合理性，即使无理取闹，社会对他们也有相当的包容性。在帝制时代，每届科考，应试的举子闹事，只要闹得不太过火，都会被优容。在士子与丘八（士兵）之间，不仅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悬殊差距，而且有声望方面的天壤之别。士兵天然地就对读书人有敬畏之感……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为老爷，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是丘九，比我们大一辈。”

　　在该书第6页、84页、87页中，张鸣一再强调，中国跟多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一样，是“砧板上的肉”。在第86页和第213页中，他干脆照抄了旧版教科书中的老生常谈：“当时的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新世界’，依然没有走出丛林时代，所谓的公理、正义，不过是好听的外交辞令，巴黎和会是个决定战后国际秩序的会议，但战后的国际秩序，却是要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制定的。”“弱国无外交，在丛林时代，弱肉强食，是个基本的国际惯例。”

　　
    所谓“弱肉强食”，其实仅限于生活在丛林之中的一部分动物，尤其是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之间。同为食肉动物的狮子与鬣狗之间就很少“弱肉强食”。动物与寄生虫之间反而会出现“强肉弱食”的另一种格局。作为精神生命体的大同人类，从低级的肉体生命进化到高级的精神生命的那一刻起，就在一步步地远离“丛林时代”。1919年5月4日发生的学生运动，之所以会出现文人学生蛮横爱国、武人军阀温柔管制的普遍现象，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儒学礼教所提倡的“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半部《论语》治天下”、“存天理，灭人欲”的文治天理，以及随之而来的身份等级意识在起作用；而不是达尔文进化论中所强调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起作用。现代文明社会的“民主共和优于君主立宪，君主立宪优于君主专制”，所要化解的恰恰是达尔文进化论中所强调的“弱肉强食”以及“落后就要挨打”之类的丛林法则。达尔文的进化论，也从来没有像张鸣所说的那样，“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要想相对合理地解释五四运动以及后五四运动期间文人学生的蛮横爱国与武人军阀的温柔管制的历史原貌，还需要另外一种价值观和方法论。

　　仅就直接导致五四运动的巴黎和会来说，半殖民地的中国只是日本“弱肉强食”的“砧板上的肉”，而不是参加和会的美国、英国、法国参与分赃的“砧板上的肉”。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从来没有像日本那样表现出切割瓜分中国领土的殖民要求。从现代社会所通行的契约规则和普世法理来看，美国总统威尔逊单方面反对秘密外交和秘密协定的十四点声明，并不能否定替代中国与日本之间已经签订的秘密条约。英、法、美三国关于山东问题的议案，只是依照中日之间已经签订的秘密条约，承认了日本抢夺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的既成事实。

（ 作者： 张耀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