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土地革命广泛地开展起来。这一年的5月和10月，为了加深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了解，尤其是富农问题以及当时的商业情况，毛泽东在江西寻乌和兴国地区，深入调查研究了当地农民生活的基本情况、阶级关系及土地革命的状态，获得了大量的一手材料，撰写了著名的《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
阶级关系发生剧烈变动
从毛泽东的调查中，可以发现首要的一点是，农村阶级关系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动，被压迫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身，成为农村的主人。对此，毛泽东有着清晰的认识。他细致入微地分析了富农和贫农的区别、生活状态以及思想认识，发现了二者关系的变化趋势。
在《寻乌调查》里，毛泽东认为，“另有一种比较富裕的农民，在普通说法叫他们作自耕农或中农的，实际仍是一种富农”。他们除不租田给人耕种外，一样是高利盘剥者，因为他们有钱余剩，他们有多余的土地。他们在自己农产物上面加工，如使谷子变成米子，自己挑了出卖。他们还做些小的囤买囤卖生意。他们供着猪子、猪条子或大肉猪。土地斗争一发展到群众的行动，便有大批的贫农唤着“平田”和“彻底废债”的口号，就是对付这种富农的。
毛泽东还指出，贫农并不是一个经济地位完全相同的整一的阶级，里头有不同的阶层。半自耕农是不够食的，因为他们的土地不够使用。他们须从地主那里租来一部分土地，完了租去，自己又不够食了。但他们在贫农群众中则是最好的，因为他们不但有牛，有犁耙，多少有些活动本钱，而且有一个表现他们的特点的，就是他们自己有一部分土地。佃农中之较好的有牛，有犁耙，也多少有些活动本钱，但没有一点土地。他们的特点在于有牛，大多数有一条牛，极少数也有两条、三条牛的。这个阶层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四十二，占贫农人口百分之六十，是农村中一个最大的群众。佃农中之更穷困的同样无土地，虽有犁耙，但多窳败，虽也有几个本钱，但是很少。他们还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不是每家有牛的，他们是几家共一条牛，或有一条牛，却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地主为了节省饲养费交给他饲养的，他只能在一定条件下使用一下子这条牛的劳力。这一个阶层不够食的程度比上举两个阶层都厉害。
基于这样的阶级认识，在《兴国调查》里，毛泽东通过调研后，进一步分析认为，经过土地革命，地主的田被分了，他们当中的反革命首恶被镇压了，也有的跑了，留在村里的地主及其家属则分了田，革命政府仍给他们留有生活出路；贫苦农民“取得了政权”；贫农“成了农村中的指导阶级”，中农也“与贫农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他们“在乡区两级苏维埃中担负工作的，约占百分之四十”。
阶级关系变化的最直接结果，就是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后，生产积极性极为高涨，生活获得不小的改善，并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的积极性。
农民生活获得明显改善
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让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越变越好，就会赢得他们的心。这一点，毛泽东看得也相当清楚。
在《兴国调查》中，毛泽东实地调查了傅济庭、李昌英、温奉章、陈侦山、钟得五、黄大春、陈北平、雷汉香8个家庭的情况，让人清晰感受到了农村土地革命给底层民众生活带来的深刻变化。其中，对陈侦山一家的调查，毛泽东这样写道：
“七个人吃饭。三个兄弟，各人一个老婆，老大一个女。老大二十九岁，陈侦山老二，二十四岁，老三十八岁。
……
自有二十担谷田，又租来十担（还租谷五担），老大主持。永丰圩三天一圩，逢圩老大去卖油盐一次，圩毕在家耕田。老大自己耕田之外，每年要请八十个工帮做。
……
去年二月起革命，老大老二都参加，老大当农会粮食科长，老二当宣传。几个妇娘子都赞成革命，原因是往常债主逼债，逼得她们过不得年，她们听得抗租、抗捐、抗粮、抗债，心里喜欢，故此赞成老大老二革命。
……
今年三月分田，除自己的二十担谷外，还分进来二十九担，共计四十九担，每人得七担。妇娘子看见分了田，租也不要量了，债也不要还了，心里不胜欢喜，老二的妇娘子便高兴地去乡政府当妇女赤卫队长。
三月分田尽是好田，八月重分，好歹扯匀，扯去一半好田，扯来一半歹田，还是每人七担，妇人仍是喜欢的。因为妇娘子自己在政府办事，经常说别人应该好歹扯匀，所以在扯匀自己的田时，她也是赞成的。
老大、老二、老三及老二婆均离家做革命工作，家中只有老大婆、老大婆的女及老满嫂三个女子，都没有耕种能力，所以乡政府派人为他家耕田。”
1930年10月7日，中共赣西南特委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土地革命后，农民“不还租，不还债，不完粮，不纳捐税，工人增加了工资，农民分得了土地，好像解下了一种枷锁，个个都喜形于色”；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添置衣服、被子、蚊帐和一些农具，特别是大部分人讨老婆没有困难了。
这些实实在在的好处，让广大农民深切感受到共产党和红军是为他们谋利益的，因而积极地从事各项工作，参加红军或支援前线等。比如，在江西兴国，23岁至50岁的翻身农民基本上都参加了赤卫队。各乡通常有一个八九十人的赤卫大队，其主要任务是放哨，有时也配合红军作战。这样，红军打仗得到了源源不断的人力和物力支援。在湘鄂赣根据地，从1930年9月到1931年3月，参加红军的翻身农民达3万多人。翻身农民还以实物上缴的土地税，解决了红军的军粮问题。他们还经常以粮、肉、鸡、鸭、布草鞋等物品慰劳红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政治形势变化和土地革命经验教训，于1935年12月作出了《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提出应该联合整个农民，造成广泛的农民统一战线，故意排斥富农（甚至一部分地主）参加革命斗争的观点是错误的。1936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改变了对地主的政策，对富农的政策也有了新的变化。对于地主阶级的土地等财产，没收之后仍分给耕种份地及必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而对于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生产工具（农具、牲口等）均不没收。由此可见，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坚持和发展，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和工农民主政权，不仅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而且与时俱进实事求是调整政策，并具体、扎实、有效地开展各项工作，得到了农民的有力支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吕立勤 梁剑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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