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住插手干预司法活动的后门

　　“案件一进门，请托找上门。”一个时期以来，极少数领导干部插手具体个案、干预司法办案的问题，成为影响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的顽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2015年，关于防止干预司法的“三个规定”相继出台，成为规范司法行为、维护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通报落实“三个规定”情况，发布6起检察人员违反“三个规定”典型案例，其中既有领导干部干预插手检察案件，也有检察人员过问司法办案，与律师不当接触交往的案例;既有因为违反“三个规定”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负面案例，也有按照要求记录报告免除责任追究的正面案例。

　　打招呼求办事多来自熟人

　　2017年1月，某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某接受请托，找到该市某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田某，让其帮忙使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受到较轻追诉，争取缓刑。田某随后找到案件公诉人高某某，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二人在起诉书中认定“张某某等因合法生产而非法储存爆炸物”，使得本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张某某被判处缓刑。2018年12月，田某、高某某均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2019年5月，刘某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后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

　　2015年10月，某县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科长吴某明知道吴某发等人的行为涉嫌寻衅滋事罪，按照法律规定不能作撤案处理，但他却碍于同学和朋友情面，接受吃请并收受贿赂，私自向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出具《检察建议》，称“嫌疑人吴某发犯罪情节轻微，可作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处理”，导致吴某发一案被撤案处理。2018年9月，吴某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后因徇私枉法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从最高检公布的这6起案例来看，违反“三个规定”的行为，无论是过问案情，还是请托办事，大都来自“熟人”。有的过问、请托来自上级或同级领导，有的来自同事、下属，有的来自同学、朋友、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等。

　　值得注意的是，案例中的涉案者大多是“关键少数”，有的是检察长、副检察长等领导干部，有的是业务部门负责人和案件承办负责人。这些人身处关键岗位，手握司法权力，更容易成为熟人拉拢甚至围猎的对象。面对他人的请托，一旦丧失了原则和立场，往往容易滑向司法腐败的深渊。

　　“捞人”“抹案”严重者可追究刑责

　　据最高检公布的消息，截至2020年3月，全国检察机关共主动记录报告2018年以来过问或干预、插手检察办案等重大事项18751件，其中反映情况、过问了解的占96.5%，干预插手的占3.5%。这表明过问的占了绝大多数，其中更多的是当事人陈述情况、了解进展、担心对方有人过问而不能公正办理，或者认为处理不公进行反映、举报，等等。“我们认为这也很正常，体现了社会各方面对检察机关办案的监督。”最高检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潘毅琴表示。

　　但不可忽视的是，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着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比如将过问、了解、反映情况等作为人情顺水推舟，甚至徇私枉法，试图“捞人”“抹案”。那么，领导干部及司法内部人员过问、插手和干预案件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梳理发现，在6起案例12名违纪违法人员中，被给予开除党籍等重处分的就有8人，其中有5人还因为涉嫌犯罪被判处刑罚。比如，2015年至2018年期间，某直辖市检察院政治部主任王某先后多次接受请托，收受他人贿赂，利用其职务上的影响力，帮助他人减轻或逃避处罚。2018年，王某因插手、干预司法办案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因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等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5万元。从检察机关领导干部到身陷囹圄，其教训十分惨痛。

　　公正廉洁司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证，司法腐败不仅严重损害群众切身利益，也会影响司法公信力。司法人员如果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筑牢干预司法防火墙

　　2015年，中办国办、中央政法委、“两高三部”(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国安部和司法部)分别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

　　这“三个规定”要求对于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司法、内部人员过问案件，以及与当事人、律师等不当接触交往行为，司法人员都要主动记录报告，并进行通报和责任追究。

　　通报案例中，某市人民检察院法警支队政委陈某违反“三个规定”案显得颇为特别。在其涉及的五名检察人员中，一人受到处分，而另外四人不仅没被追究责任，还受到了表扬。

　　2018年6月，某市检察院法警支队政委陈某给辖区内某基层检察院检察官王某打电话，询问其在办的佟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能否判缓刑，王某表示该案会依法办理。2019年5月，陈某又给辖区内某基层检察院检察官郝某等2人打电话，询问其在办的柳某刚虚假诉讼、诈骗、寻衅滋事案能否关照一下，郝某等2人予以拒绝，并告诉陈某不要来说情。2019年7月，陈某再次给辖区内某基层检察院检察官刘某打电话，询问其在办的陈某华非法持有枪支案能否在陈某华送监前安排其会见亲人，刘某予以拒绝。王某、郝某、刘某均对市检察院法警支队政委陈某的违规过问、干预案件行为作了记录报告。

　　最终的处理结果也形成了鲜明对比：陈某因违反“三个规定”及其他违纪问题，被免去法警支队政委职务，并被开除党籍。而王某等4名检察官，对来自上级机关部门负责人的违规过问或干预案件行为自觉抵制，被该市检察院给予充分肯定。

　　“‘三个规定’既是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处理的有力举措，也是防止检察人员走上违纪违法道路，促进公正廉洁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治本之策。”最高检检务督察局负责人表示，严格执行“三个规定”，是防止检察人员被“围猎”，有力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举措。

　　潘毅琴认为，深入持久做好“三个规定”执行工作，同时进一步严格办案纪律、规范司法行为、提高案件质量、强化司法公正，才能形成社会信任和共识：找不找人、转不转材料，都不影响公正办案。(本报记者 段相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