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教育差距有多大？
“大，差距咋个不大。”来自贵州威宁县云贵乡的黄校长说，“我们在杭州参观的一个学校里的保安，都比我们全校老师多。”
4月9日到4月19日，贵州省威宁县、贞丰县、万山县的40位乡村小学语文老师，参加了由北京戈友公益援助基金会举办的，脚里学院“乡村教师成长计划”的教师培训课程，这也是该计划第五年举办此类城乡教师、教育互动活动。
该计划每年举办一期，每期十天，在今年的培训中，贵州的老师们在杭州、绍兴两地，不仅要参加浙江省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工作站导师汪潮、及其优秀教师团队，为他们提供的系统化专业培训，走访当地3~4所各具特色的学校进行学习和交流。
还要参加上海市高级教师樊阳专程到绍兴带领大家进行的“人文行走”；听稽山中学语文老师，人称“麻辣语文教师”的蔡朝阳讲儿童阅读；观摩原杭州外国语学校老师、杭州越读馆语文教学负责人郭初阳，为小学生讲名著《动物农场》导读课。
从一开始，黄校长就面临一个很简单的背景问题，他的学校里，有300多名小学生，6个班涵盖6个年级，11位老师的编制，目前实际在编的老师只有7位，每一位都要上一个年级的所有课程，很难说哪一位是“专职”的语文老师。
3年前的春天，班上的孩子们自己在看书，隔壁班的老师偶尔过来看一眼，维持一下班里的秩序，本该在讲台上的黄校长，此时却在山坡下，和两个工人在一起，修一条通往学校的路。
一台车停到路口，车上下来一个人，问他，学校在哪里？黄校长顺着路指着上面，那人看了他一眼，向学校走去。黄校长有点意外，不是因为看到一台陌生的车，而是意外这个人挺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他想了想，没想起来，低下头刚要继续干活，突然抬腿追了上去，他想起来了，这位是教育局的书记。
当时黄校长在这所学校已经干了7年，他还不知道，这次书记除了检查学校情况，还有另一个任务，挑选参加当年戈友基金会“好校长计划”的乡村校长，这是黄校长有机会走出大山的起始点。
2014年，他到甘肃敦煌参加为期一周的“戈壁徒步+校长课堂”的“好校长计划”。2015年，他又到北京，参加“好校长计划”的2.0版，脚里学院成立暨高级教育管理研修班。这一次，他又赶到在浙江，参加针对学校语文老师的专业培训。
3年3次走出大山，他所参加的培训，涵盖了戈友基金会针对中西部山区设计的精准教育支持系统的所有部分。
偏远地区教育精准支持系统
这个系统的起始点是“好校长计划”，迄今为止，共有来自贵州、四川、甘肃等中西部地区的300位乡村校长参与该项目。
2011年，已经在贵州黔东南的一个叫做脚里的小村落，派驻长期支教老师的戈友基金会，一直探索更进一步的行动，在贵州省教育厅的支持下，戈友基金会秉承“校长就意味着一个好学校”的理念，在威宁县率先发起针对乡村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和教育带头人的“好校长计划”。
它专注于山乡学校的核心力量——校长，创造性地把戈壁行走，与教育专业学者，以及企业家、商学院管理学教授，专门定制的教育、管理等专业培训相融合，研发特色培训模块组合，助力好校长的领导力和团队管理能力，释放山乡校长们的心灵，互相激发潜能，提升主观能动性，做专业、负责、有理想的好校长。
2012年，系统继续向深度和广度延展，“乡村教师成长计划”启动，一方面组织浙江杭州优秀教师进入贵州等偏远乡村送课下乡，另一方面组织贵州的老师们进入城市，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培训。通过城乡教育资源的沟通和交流，激发城乡教师自觉自为的投身教育。
几年来，共有来自城市的教师70余人次送课下乡，来自乡村的教师160余人次进入城市培训。
语文课意味着什么？
“项目执行了两年，我们和老师们都觉得很有收获，但也总感觉缺少了些什么。”戈友公益基金会总干事丁睿洁说。
2013年开始，项目得到汪潮教授的大力支持，这位以语文学科见长的教育专家及其团队，为来自贵州省的老师们订制系统化的教学专业培训课程。
以刚刚结束的这次培训为例，汪潮教授和他的团队在精读课、识字课、略读课、口语课、选读课、习作课，围绕语文课程的六个主要方面，进行课程研制的培训。在与汪潮教授团队合作过程中，戈友基金会不仅体会到了语文课的生动、丰富、美感和重要性，也找到了这个精准系统的“缺失部分”——对人文精神培养的专注。
在教育体系里，可以通过阅读、写作，与人文精神的培育紧密结合的，只有语文课，一个人的心智健康和成长，恰恰离不开这种精神的滋养，这是教育所谓‘百年树人’的基本面。
“这也和我们‘用生命影响生命’、‘让生命如花绽放’的基本理念相合。”丁睿洁说。
从2014年开始，乡村教师成长计划项目开始专注于对乡村语文教师的培训，2015年加入樊阳老师的人文行走，今年又邀请到蔡朝阳、郭初阳两位老师讲阅读、写作以及对语文课乃至教育的理解、教学与深度分享。“三阳”，浙江新锐教师的三位代表人物，也是第一次在这个项目上聚齐。
改变总会发生
对于黄校长和他的同伴们来说，这是有些措手不及的，浙江与贵州两地在教育资源你配置上的差异，已经给了他不少的刺激，看着这边的老师们给学生上课时的互动，更让他惊异:“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种享受，小学生们提出来的问题，我们作为老师都想不到。”黄校长说。
3年来，黄校长每次在外面接受培训回去，都要和学校的老师们分享收获，他也忍不住要把这些刺激，描述给山里更多的同行们听，得到的回馈却并没有那么积极，有的根本不相信:别吹牛了，怎么可能。有的还嘲讽他：别以为你出去培训了一下就了不起了，该怎么干还得怎么干。
贵州的现实远比局外人想象的复杂，黄校长的学校里也有课外书，老师们也会要求孩子们阅读些什么，可孩子们好像比他们还忙，放学回家，家长们更愿意让他们去拾柴、放牛、喂羊，阅读、写作，是他们并不关心的。
落后不仅来自财富上的贫乏，更是来自心和行动被束缚起来的困境，提升一位老师的教学水平有路可寻，但要影响和改变他们对教育的理解，却是难上加难的，即使如此，改变还是可以发生。
这些话，黄校长听多了，却未必会影响他的行动，他说：星星之火，还是可以燎原的嘛。两年前，戈友基金会给他的学校派驻了一位长期支教老师，这来自湖南、名叫彭辉的小伙子有些“生猛”，他去学生家家访时，看见孩子正在干农活，立即叫回来看书，他们的头发脏兮兮的，去，赶紧去洗!
家长们不高兴了，反映到黄校长哪里，黄校长开了个家长会，对他们说，你看，彭老师班里的孩子，在学校里是最干净、成绩也是很好的。“说一说，家长们就理解了。”黄校长说。他跟学校的老师们说一说外面的世界，再说一说，老师们也就理解了。3年来，学校的变化也从乡里落后，到前几名。
差别在这里
培育人文精神，听起来是个比较麻烦的事，见效也慢，它显然不如分数的提升来的直接和快速，但它总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这和教育的本质问题息息相关：没有一个教育系统，会宣称自己的目标是制造工具，但事实上我们的教育存在的问题恰在于此。
城市里很多老师、学生和家长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山里则更加稀薄，他们缺少的不仅是教学方法和教学技能，也缺少对教育本身的认识和思考，这是城乡教育的最大差别即在于此。
在培训课上，蔡朝阳说，教育是一种“柔弱的力量”，而不是分数和结果，它的本意不是提高效率，而是给人信心，确认自己的力量，你相信奇迹可以发生，就一定能迎来属于自己的奇迹。
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教育和滋养，很难说在短期内有如何漂亮的成果，如果一直坚持做，它却可以在未来某个时刻，在学生们的心底冒出来，成为一个人心智发展的基本动力。
郭初阳则通过对《动物农场》的示范课，和贵州的老师们分享自己对语文课的基本认识:我们总是会面对这样的恐惧——老师可以提供所有问题的正确答案，这怎么可能?但老师可以设计一个开放的教学方式，带领孩子们读书，一起去寻找问题的答案，这样做就可以培养一种独立思考和自由的氛围，这是孩子们更需要的能力。
脚里学院理事长、戈友基金会玄奘之路志愿支教队队长于淼说：人文教育的英文是Liberal Education，Liberal的原意是自由、开明，教育是为人服务的，人文教育的核心是立人，从智识、判断方面，培育有独立见解、自主思考的自由智人，关心和尊重人本身的价值、理想和追求。
4月19日，这一期的乡村教师成长计划结束了，山村里来的老师们，在这里学习更为丰富和立体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关于语文课和人文教育本质的讨论，给他们的思维也带来了不小的震荡。
来自威宁县的陶老师说，最吸引我的，是孩子们朗读课文的铿锵和美感，这可以让他们对文字和思想有更深的体会，山里的孩子们却总是唱着读的，我一直在想办法改变这种方式。来自贞丰县的老师们经过讨论，碰撞出几点收获，其中一点是，原来教案不能一成不变，是可以随着教学的实际情况来变化的。
在语文教育方面，“术”的讨论无穷无尽，对于山里的老师来说，也需要一种更为持久的氛围，来引发更多的思考，这是戈友基金会，以后会坚持做的事。
一位来自贞丰县的女老师说起，她在参加樊阳老师带领的人文行走时，参观鲁迅故居，樊阳老师布置了一个任务，让他们在参观之后，每个人提出一个问题，一个可供讨论的、开放性的问题。“可是我发现，我根本‘不会’提出问题，我在问自己，这是为什么？”这位老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