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王红军父子搬进了韩家庄子村的棚房。初到时，地上堆着砖头和动物粪便。本报记者 卢义杰/摄
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判决，王红军家差点拿到的136万元补偿补助再次泡汤。
回到新疆霍城县韩家庄子的家中，他点上一根烟，一言不发。
儿子正趴在床上。掀开旧被子，尿味扑鼻而来，这个12岁少年臀部凹陷着4个烂坑，王红军比了比，最宽处能放进食指前两截。他摇了摇儿子的脚腕，一下，两下，还是动不了，只掉下几片脚丫的皮屑。
“2012年打完疫苗就高位截瘫了。”王红军轻轻合上被子，“3年多了，他没有站起来”。
事发当年，中国疫苗预防接种达10亿剂次，中国疾控中心官员曾称，其中疫苗不良反应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到二。在日本，这种低概率、高痛苦的事，被比作“恶魔抽签”。
补偿补助成为“中签”家庭的唯一希望。二审法院撤销补偿补助，认为此事曾由县卫生局处理，所以“不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县卫生局则建议王红军回法院申诉。
没有机构愿意认错。王红军像上了发条，每天重复着换洗尿布、要补偿，“一天一天这样过，一年一年这样过”。
2016年春节已过，他还没去成智利，家倒是被迫挪到了另一个村子
王红军的心事全藏在抽屉里。当地几乎夜不闭户，但这个堆满病历、鉴定书、接种本和法律文书的抽屉，是家里唯一上锁的地方。
2015年10月，王红军从40公里外的老家莫乎尔牧场搬到这里。韩家庄子村地处中国西部边境，北京时间上午10点多天才刚刚亮。
在老家，他有4间房、17亩葡萄地，年景最好的时候，净收入就有七八万元，“我和别人开玩笑，说我拿的是年薪”。
葡萄像王红军的人生晴雨表。刚开始种葡萄的时候，他结婚了，2004年除夕儿子出生。全家围在一起，都说这是“双喜临门”“全国都在庆祝”。“喆，两个吉，图个吉利。”他给儿子起名“小喆”。
葡萄大卖的2008年，王红军入手了一台联想电脑。他幻想，再过几年，自己就可以买车。一个福建商人还力邀他去智利，做海外葡萄生意。
转眼，2016年春节都过了，他没去成智利，倒是挪了个村子；他没买成车，出远门常要借一辆车龄10年以上的“大众”；他甚至不再种葡萄了，因为葡萄卖价从每公斤五六元一路跌到两三元，至今化肥钱还欠着。
2015年夏天，他与3个朋友改行养鸽子，地点在韩家庄子村两排废弃的棚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