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赶紧说:“算了,他们会来的。”
“这个码头,工作效率真是太低了!下次不坐他的船。”一个朋友发牢骚。
“写篇稿子登在报纸上,或是向机场领导反映。”李治平大声地说。
大家的话越来越少,后来干脆都不说话了。
有人肚子咕咕叫,已经8点多了。
一个朋友用手机给他的朋友打电话,他约了人8点吃饭,现在无论如何也赶不过去了,在电话里他使劲道歉,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
9点了!
一个朋友出去看了看,回来说:“船已经开了!怎么搞的?”
另一个朋友站起来说:“找个人问问?”
“一个人也没看到。刘小姐的箱子已经拿回来了,放在大厅。”
我的头都快裂开了。相信此时的我一定是脸红筋胀,像个关公。我没敢看阿峰,此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心知肚明。我们都明白我是出不去了。
也好。就留在中国。和靖军晓红一起承担。脑袋掉了不也就是碗大个疤吗?
想到这里,我深深地吐出一口长气,心里反而感到一阵轻松。
我相信朋友们也发觉这次有点儿不对劲。他们肯定很后悔今天来接我。
又过了好久。有人来了。
来的是码头工作人员。这个人刚才好像进来过。曾经挂满笑容的脸现在十分严肃,他要我的所有朋友们把身份证都拿出来交给他,并且告诉我们只能在这里待着,不要出去。也出不去了。
朋友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不知道,他们也不清楚。正在和北京交涉,等有关单位回话。然后就拿着身份证走了。
大家只有坐下来,面面相觑。互相都没有什么话可以说。
屋子里特别安静。静得我都听得见手表“嘀嗒嘀嗒”的声音。这一段时间是那么那么地长,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
过道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
除了我和阿峰,朋友们都挺直身体伸长脖子往外看。
工作人员拿了好多盒饭过来,一一放在桌子上。“先吃饭吧!”然后就出去了。
大家都不说话。几秒钟后李治平对着门外说:“谢谢啊!”
“×总今天最亏了,自告奋勇来接机,耽误了请客,还饿了一顿,鱼翅燕窝多好吃啊,跑来吃这个便当。”李治平一边吃一边说。
×总大口地吃着盒饭,也没有说“没关系”“我不饿”什么的,大概是肠子都悔青了,也饿得受不了了。
我歉意地看了×总一眼,心里想你不来接我就不受这个罪了。可是这些热情善良的朋友怎么会知道这些呢?
我象征性地吃了两口。本来一点儿食欲都没有,但完全不动筷子太暴露心里的秘密了,所以还得划拉两下。
这顿盒饭,恐怕也是码头上请的吧?他们今天也够倒霉的了,耗了这么长时间下不了班不说,还得破费给我们买盒饭,我们好几个人呢!
吃完盒饭,又等了好久好久,那个负责人来了。一进门他就一迭声地说:“刘小姐,对不起,你不可以出关!”
一个朋友问:“为什么?”
负责人说:“我们也不清楚。问北京方面,他们答复说,刘小姐自己知道。”
我一下子站起来。知道?知道什么?从开始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有关部门向我说过任何正式语言。我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对我这样?连问都不知道到哪里去问。靖军犯了什么法我不知道,现在是死是活也不知道,真是岂有此理!
大家都看着我。
但是我什么话都没有说。我的表情也很正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脸皮变得这么厚。这也是时势造英雄吧?
我问他:“那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吧?”声音非常平静。
“当然可以。刘小姐的箱子我们会送到车上。”然后他把所有的证件都还给我和大家。
我和阿峰交流了一下目光。我们精心策划的出逃计划就这样彻底地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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