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钓鱼台东墙外，挺拔的银杏树分立于路的两旁，静静地聆听着路人地私语。金红英女士驻足在一棵银杏树下，安静地端详着它：“你可真像我啊。”
二十多年前的回忆好像一片片银杏叶，随风慢慢飘落，点缀在路上、堆积成风景。
“小金，谢谢你到组委会工作,这是你今天要准备接待的韩国工商代表团的资料,一会儿和我去会见这些代表，一定要翻好！” 这是第11届亚运会组委会领导见到金红英的第一句话。朴实而简短，却重如泰山!
1988年10月，当金红英被正式调入第11届亚运会组委会的时候，领导的叮嘱仍记忆犹新，"我们时间紧，任务重，而且工作会非常累, 大家在今后工作中慢慢熟悉 "。
从那时起, 金红英的字典中就没有了“休息”二字。整整两年的时间里，她像拥有分身术一样，频频出现在中韩工商界代表团和民间组织的接待现场。她白天不辞劳苦接待到访的韩国代表团，并为中韩双方提供现场口译，晚上彻夜整理韩方人员组成材料、代表团背景，为访问团制定行程, 因为她在完成翻译工作的同时，还肩负着募集资金和物资的后援工作。
第11届亚运会是新中国承接的第一个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它承担着建立良好睦邻关系、向世界传递新中国信心、展现新中国风貌的重要任务。因此，亚运会举办的成功与否，对于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讲至关重要。时任国家体委国际司一处处长的张清回忆：“当时国际上有声.音说要抵制北京亚运会，由于外交部和亚组委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最后并未发.生这样的情况。相反，37个代表团参会在当年创下纪录。”
然而，亚组委的牌子一挂出，资金的问题就迎面而来。亚运会举办需要约25亿元，可当时国家财力有限，不能全部划拨，至少有6亿的资金缺口，为解决这一问题，亚组委专门设立了“集资部”，负责募集资金。
为了办好亚运会，金红英和组委会的同事们连续奋战了四百多个日夜，接待了21个大型代表团和她们自己也记不清数目的民间组织。而此时资金缺口依然是组委会领导和集资部工作人员最担心的事情。
金红英为组委会领导做朝文翻译，但时刻不忘为亚运募集资金及物资。再过几日，由金汉圭率领的韩国支援团即将来访首都北京，这是由时任韩国总理姜英熏直接派出的10余人实务组，随后还有一批大型韩国企业访问团来京。经过前几次和韩国代表团小规模的洽谈，韩国工商界非常看好北京亚运会可能带来的巨大商机。这批企业访问团阵容空前华丽，集齐了当时韩国最具代表性的商业巨头，组委会领导也高度重视对他们的接待工作。因为所有的交流、洽谈都需要通过翻译人员来完成，个子不高的金红英被叫得满场跑。
当时中韩间尚未建交，接待韩方代表的行程安排、文书、用语等等都有别于正常的外交。金红英的接待工作不能出现半点纰漏，否则不但会影响到亚运会韩国代表团，甚至会影响刚刚起步的中韩关系。年轻的她谨言慎行，但又敢作敢为。
在亚组委工作期间，所有被她接待过的韩方人员无不赞赏她流利、专业的朝语表达能力，同时也被她超乎常人的工作精神和永远乐观态度所震惊。通过组委会领导和全体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组委会终于集来了几百辆车和所需物资。
在那个物质不是特别丰沛的年代中，我们缺钱却不齿于向国外民间组织募集资金。而事实上，为大型体育赛事集资已是国际惯例，欧美日韩很多国家在承办之时，都会向国内外知名企业及团体拉广告和募集资金。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讲，如果亚运会办得好，我们便可以在亚太地区甚至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站稳脚跟、提升影响力。缺资金，大家就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
在中韩交流方面，颇有远见的金红英认为，两国高层领导自汉城奥运开始就有了建交的意愿。因此，向韩国募集物资是一个增进中韩民间交往的良好契机。韩国工商业代表团愿为我们的北京亚运会捐资捐物，解决亚运会的资金短缺问题。而我们也可以派代表团到韩国取经，虚心学习他们在安全、交通、运动员食宿方面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借交流之机，把这些企业引入中国投资发展，继而全面促进中韩间的经贸、文化和体育等各个领域的交流。
亚运会期间，曾有韩国知名企业的会长邀请金红英到韩国公司发展。面对优厚的待遇，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是中国人，中国公司更需要我，谢谢您。”可能是这结果出乎他们的意料，也可能是金红英的言语太过于直接，他们有些不理解，但她就是这样的性格!
1990年8月，金红英被领导调入刚刚成立的北辰集团海外部，负责中韩贸易往来。
又是一季深秋，银杏树叶微微泛黄，金红英即将作别这个城市，开启新的里程。1991年末，金红英受北辰集团和北京市政府委派，开始常驻韩国并担任北辰集团驻汉城公司的总经理。
亚运会的圆满结束成为金红英开拓中韩经贸之路的起点，同时也是她为北京市政府引资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