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会推测这个被打掉的孩子可能是夏某的，但夏某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予以否认。
今年1月，思思再次怀孕，“她说是住地附近一家手机店的老板侵害了她。”思思父亲李春生当即报警，但因证据不足，该手机店老板后被释放。
此后思思和母亲王小英带着小果儿（化名，思思生下的第一个孩子）前往深圳，住在夏某家里。夏某自称接纳思思是为了帮助她，但他的动机一直遭到基金会强烈质疑。
今年7月初，思思和夏某之间发生矛盾。思思向深圳警方报案称被夏某性侵，肚子里的孩子是夏某的。但同样因证据不足，夏某被释放。
“现在这个孩子不可能是夏某的，思思是在北京被发现怀孕。”9日，思思母亲王小英告诉京华时报记者，她和丈夫都坚信孩子是手机店老板的。但她并不否认，夏某与思思发生过关系。
京华时报记者此前从深圳警方和北京警方获悉，两地警方已经分别提取了夏某和手机店老板的血液样本，只等思思把孩子带到派出所抽取血样，就可以比对DNA，确认孩子的生父到底是谁。
孩子何去何从
父母想将思思的第二个孩子送人，2013年以来一直帮助思思的基金会则希望思思自己抚养这个孩子
对于思思生下的第二个孩子，李春生和妻子王小英意见很统一：送人。
思思的第一个孩子小果儿一直是王小英在带，“我们只能照顾一个，没有精力再照顾第二个了。”王小英说，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留下这个孩子。李春生打算为这个孩子找一个收养家庭，做完DNA鉴定后就送人。
持续援助思思的北京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则更希望思思能够自己抚养这个孩子，并一直努力说服思思。
“我们为她找了一个专门安置单亲妈妈的地方，她可以在那里做手包等手工，边干活边带孩子。”对口帮扶思思的社工李梓琨说，基金会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思思慢慢意识到身上的责任，逐渐回归正常。她再三强调基金会的救助宗旨：“我们的救助对象只能是思思。”
李梓琨表示，如果思思自己愿意带这个孩子，基金会可以帮助她，如果她非要把这个孩子送养，基金会也管不了，“他们家里人可以自己去联系收养家庭，基金会不会帮忙。”
思思在基金会和父母之间拿不定主意，“到时候再说吧。”她有些无助地看着记者。
李春生很期待这次的DNA鉴定结果，他甚至想好了鉴定结果出来之后的安排：找律师打官司。
“不管对方要不要这个孩子，都得承担责任。”他说，就算不找他们要抚养费，对方也要承担起对思思的责任，“她的名誉都毁了”。
“路”怎么走
母亲王小英打算等思思身体完全恢复后带她去上环，她担心再次怀孕会要了思思性命
说起这两年的种种遭遇，李春生很有悔意。
“思思第一次出事时，我就不应该让她去北京。这样也许就不会有现在的事，我也不会被烧伤。”李春生说，思思第一次生下孩子时，镇里不仅给家里解决了三个低保名额，还答应在县里给思思安排一个学校，避免她可能遭遇的舆论压力。
李春生说，当时如果让思思不声不响在县里上学，有什么事家里也能随时照应，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思思跑到外面见了很多事很多人，越来越收不住心，“2013年的事，又发生了一次”。
此次思思生下孩子后，李春生担心村里的人说闲话，特意带着小果儿离开一家人所在的城墙村，搬到了梅溪镇中荷居委会辖区。
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梅溪镇的民政工作人员和城墙村党支部书记于志华等人专程前来家里慰问，给了600元钱，并承诺要把小果儿纳入低保，县里每年还会给小果儿发放600元的救助款。
李春生有些自责，感觉自己把村里的脸都丢尽了。
城墙村党支部书记于志华坦言，思思的事情，确实给村里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群众有想法，镇上、县里也觉得我们对思思的帮扶工作不到位。”
于志华说，村里其实也很难，思思2013年就去了北京，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