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转战南北——抗战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局部）作者：汤沐黎
“他指引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坚持抗战八年整，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建设敌后根据地，他实行民主好处多……”
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词，以极为精当的表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近年来国内有些人在纪念抗战时却出现了一种奇怪现象，即极力拔高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地位，渲染国民党抗战将领的作用，贬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性。
对于这些别有用心奇谈怪论的影响绝不能小视，必须坚决抵制。抵制的最好办法，莫过于理直气壮地如实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业绩，以科学的态度阐明中国共产党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
看待抗战功绩，要看谁最早提出抗日和态度是否坚定
——在外部侵略和内部投降的恶浪逆流中，没有中国共产党，抗战极有可能半途而废，最后胜利则无从谈起
从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中期的世界形势看，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开始的时间最早，持续的时间又最长——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坚持了14年。
当年在国际上兴起的法西斯主义，是最反动的极端民族主义、专制主义和扩张主义的集合体，是追求和平、民主和自由的进步人类的公敌，因而当年主张共产主义的国家和政党能与不同制度的国家和政党携起手来，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终打垮了德意日这三个法西斯恶魔。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提出反法西斯的主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却同纳粹德国结成非常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时，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展开对日抗战。中共满洲省委在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就号召武装抵抗，中共中央随即又发出武装抗日的宣言，并派干部在东北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游击队。1932年，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正式对日本宣战，还宣布愿意同一切抗日的军队停止战斗一致对外，接着同冯玉祥领导的察绥抗日同盟军、福建人民政府建立过合作关系。这对促成全国抗日高潮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东北掀起了一年多的义勇军运动，南京政府非但没有派一兵一卒支援，还于1933年5月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承诺取缔关内抗日运动并不支持东北的“反满抗日”。东北旧式抗日武装被历史淘汰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度政治觉悟和严密组织的部队能坚持长年的武装斗争。这支部队在1936年改名为东北抗日联军，并先后建立了11个军。东北抗日联军始终没有停止在东北土地上的战斗，对关内抗战和苏联对日战备起到重要战略配合作用。
国民党政府的退让，直接导致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他们侵占东北后又在1932年发动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1933年大举进攻长城一线又兵临北平、天津城下，1935年又制造了想炮制“第二满洲国”的华北事变。当时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亡国危机，正如同《义勇军进行曲》中所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自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确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后，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即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随后将“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1936年12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鼓动下，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经过中共方面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双方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识。试想，若无中共方面这些努力，南京政府还坚持“先安内后攘外”而内战不息，哪里会有全民族共同抗战？
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虽然进行抵抗，但在随后的几年内却经常出现动摇。除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率20多名中央委员、50多名将军以及数十万军队降日充当汉奸外，退到重庆的国民党中央也一再派代表同日本秘密议和，为此直至1941年12月都没有向日本宣战。
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各党派中的抗日态度最坚决，一直带头反对投降，动员全国人民要求抗战到底。正是靠着这一政治压力，国民党最高当局才不得不打消妥协企图。在外部侵略和内部投降的恶浪逆流中，没有中国共产党，抗战极有可能半途而废，最后胜利则无从谈起。
敌后抗战虽以游击战为主，却能拖住日军
——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特现象：侵略者的后方变成了另一个前线！八路军、新四军只有“抗”方能“大”，光“坐”岂能变“大”
近些年讲起抗战，有人单纯强调民族共同性而不讲内在区别，造成了一种思想认识混乱，即许多人不了解这场战争实际上分为两个战场。有些人只重视国民党军的会战，对敌后战场的游击战不屑一顾。
看看国民党正面战场的22次会战，大多数不都是败仗吗？全面抗战之初，国民党政权拥有200多万正规军以及差不多相同数量的非正规军。面对几十万日军进攻，除了台儿庄一仗外，各次会战都以失利告终，经过一年多的战略退却丧失了半壁江山。
此时，正是靠中共领导的军队深入敌后战场，以游击战拖住了侵华日军的后腿，才使其在1938年秋季以后在华停止了战略进攻。共产党在敌后进行的虽然是分散的游击战，总共作战却多达12万次！历史已经证明，这种积小胜为大胜的战法，正是对付日本侵略者的有效战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全面抗战开始时，确定了“到敌人后方去”的正确发展方向，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唯一正确方针。此时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只有5万多人军队（八路军4.5万人，新四军1万人），武器只有少量枪支，几乎没有火炮，此后又一直得不到外援而要靠战场缴获来获取装备。在只有“小米步枪”的简陋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根本没有本钱打大规模正规战，除了“百团大战”这样少有的集中作战外，正确的指导方针便是发动群众打分散的游击战。
在全国抗日战场上，共产党领导解放区战场物质条件最困难，只能实行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广泛的游击战，使得被日军侵占的人口达2亿的广大沦陷区，有1亿人口的地区被八路军、新四军解放。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特现象：侵略者的后方变成了另一个前线！若没有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正面战场怎么能继续坚持？
国民党当局当年污蔑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游而不击”和“坐大”，此说根本违背了战争基本规则，即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八路军、新四军开创根据地后，日军自然感到后方受威胁，自1938年10月攻占武汉、广州后对正面战场只实施规模不大的“压制战”，长期以在关内的约半数兵力进行“治安战”，并以其特有毒辣实行了“铁壁合围，纵横扫荡”等战术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敌后解放区通过粉碎一次次“扫荡”，才能形成发展——缩小——再壮大的局面。上世纪90年代我在日本查过旧陆海军档案和战史丛书，里面有众多“治安战”的记载并深感对中共游击战无奈的感叹。事实证明，八路军、新四军只有“抗”方能“大”，光“坐”岂能变“大”？
1941年之后的两年间，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又实行军民一体打游击，华北敌后200余县提出的任务是一个县一天打死一个鬼子，每月便能毙日军6000人。解放区战场越战越强，发展为北起长城边、南至海南岛的全国19块地区。
谈起抗日战争时国共双方军队杀伤日军的战绩，若将多方面的资料相对照，虽然能看出国民党军对日军的杀伤要多一些，不过双方战果相差并不是很大。此外，中共军队还担负了几乎对伪军作战的全部任务，这是因为日军将伪军基本都用于后方作战。
抗战期间和战后，国民党政府为振奋士气和表功虚报战绩甚多，曾长期声称毙伤日军276万。上世纪70年代蒋纬国主编的《抗战御侮》丛书中，则统计战时共毙伤日军85万人，这也等于否定了过去的浮夸数字。
据战后日本解密的档案记载，其在中国关内的“支那派遣军”伤、亡总计133万人。按靖国神社中查到每个战死者的灵牌统计，战时共有185万军人死亡，其中死在中国关内战场者为40.5万人。若加上负伤人员，日军在中国关内战场伤亡总数133万应是可信的。再加上在缅甸北部战场上日军死亡4万人，以及在东北等地同中国抗日武装作战付出一些伤亡，现在国内史学界公开的数字是共“消灭日军150万人”，正是综合这些数据计算出来的。
日本投降时，延安总部宣布解放区战场共消灭日军52万人，若再扣除东北抗日联军的战果和不归国共领导的民间武装的有限战果，日军在华的损失应有80多万人为国民党军所消灭。不过国民党政府抗战时长期保持着400万人的军队，掌握国内主要资源，并垄断国外20亿美元以上的援助，战争后期在武器装备上也不逊于日军。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至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夏天也才刚刚超过100万人，装备又非常简陋。如此看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作战效能要高得多。
侵华日军总头目、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战后回忆录中对八路军的评价是“作战勇敢，内部团结，只是武器装备太差”。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以其英勇精神，在对日作战中起到毛泽东所说的“先锋队”“壮气军”的作用。这是中流砥柱作用的又一表现。
回顾抗战不仅要看“打鬼子”，还要看谁代表社会进步
——抗战结束4年后，中华大地上便出现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巨变，当年中国人民的政治选择是对抗日战争史的最好诠释
近年来，描写抗战史的作品中出现了一种不好的倾向：抹杀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的区别。
对国内一些原有的反动势力进行对日作战的行为虽应给予肯定，却也不能盲目歌颂。一些作品将反人民的反动军阀及其打手歌颂为“抗战功臣”“抗战名将”，影视作品中还出现了“土匪抗战”“流氓抗战”“妓女抗战”和“黑社会抗战”一类荒唐的“神剧”，其结果只能是让一些缺乏历史知识的人是非不分、美丑不分和善恶不分。
抗战只是打日本吗？若如此理解便太狭隘。毛泽东在1938年所写的《论持久战》中强调说明了进步的中国人进行抗战要有两个目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一论断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进行的抗战，其实是同时进行民族、民主两个革命。
抗日战争既然担负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就要使用两把尺子来衡量，除了看谁抗击日军的数量外，更重要的是看谁能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无论是兵力还是武器都远居劣势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除了以游击战牵制大量侵华日军外，更重要的是在抗日根据地内建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当年，除了国内进步人士纷纷投奔延安外，连华侨领袖陈嘉庚和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许多人都公开表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旧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方面为团结国内各阶层包括开明士绅一同抗日，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实行孙中山提出、国民党却不能实行的政策──减租减息。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建立根据地的前提，便是发动农民向地主要求实行“二五减租”，即将传统的收成交租50%减去一半。千百万群众通过得到物质利益，才衷心地拥护共产党。共产党建成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军在日军后方却站不住脚，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国民党当局在卢沟桥事变后虽改变政策实行了抗战，却仍是一个腐败和黑暗的政权，尤其是一直拒不进行社会改革，不改善民生，当权者还大发国难财。四大家族以特权暴富，卖官鬻爵。著名经济学者马寅初公开谴责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结果被关进上饶集中营。1942年，美国批准了2.5亿美元对华贷款，马上有0.8亿美元转存到孔氏家族在美国的私人账号上。国统区民众怨声载道，军心士气日益低落。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4年至1945年初，国民党正面战场面对已是强弩之末的日军进攻，还出现了豫湘桂大溃败，丢失数省广大国土！这样的政权在战后很快被中国人民唾弃和推翻，也是历史的必然。
历史证明，进步的中国人浴血抗日不仅为了不做“亡国奴”，还为了推翻黑暗的旧制度。回顾整个抗日战争史，中国共产党代表了社会光明和进步，“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的歌声响彻了华夏。抗战结束4年后，中华大地上便出现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巨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在国民党留下的“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建立起一个繁荣的国家。如今，国内生产总值已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这一辉煌业绩的奠基，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当年中国人民的政治选择是对抗日战争史的最好诠释。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