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者杨春龙坐在北四村的废墟前
在艺术家刘伟伟调查北四村的过程中，他们二人成了朋友。
在刘伟伟的一个长镜头里，穿着灰色绒衣、红色格子衬衫、土色卡其裤和白色运动鞋的杨春龙，一直沿着北四村的路走着。两旁，是闪着红灯的黑车、抱着孩子的年轻女孩、发廊门口抽烟的青年和骑在自行车上等人的男人。
平价药店门前贴着促销的红字和本店转让的招牌，比人高的包子蒸笼散发着热气，卖彩票的窗口前闪着五彩的灯，随风飘荡的气球挂在廉价的化妆品店的窗户上。
杨春龙走在土路上，路过紧闭的铁栅门和如山的建筑垃圾，卡车在地上留下清晰的压痕。最后，杨春龙在一片废墟前坐了下来。“孤独和空虚就像黑白无常一样，每天晚上都敲打着我的窗户，逼迫我思考。”他说，每次回老家，都面临一个“陌生化”的问题，回家总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他在老家有个嫂子，因为很少见面而羞于打招呼，当他再回家时才知道，这个没来得及打招呼的嫂子已经去世了。在老家，中年人正在变成老年人，老年人陆续去世，刚出生的孩子又不认识。说到这，杨春龙干咳了一声，低头摆弄起手机来。
刘伟伟最后找来黑车司机、烙饼店老板和打印店员，组成了一个临时合唱小组，给每个人发了一张《北京欢迎你》的歌词。他们接过歌词，笑着说字都不认识，有人把手缩在衣袖里，擦了擦鼻涕，带头唱出了这首曾经被群星演绎的歌曲。他们近乎于“吼”一样，越唱越起劲儿，尽管很少在调子上。最后，当唱到“有梦想就会了不起”时，终于有人笑得蹲在了地上。
只有40个调查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时候，象征性意义才会浮现，才能成为公共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40组艺术家进行调查时，形式远比上面提到的丰富。
画家佘陈琦在村子里应聘了10个岗位。
艺术家闫振振收集拆迁废墟里被丢弃的各类物品。
艺术家靳勒拍摄了一个村子的449个厕所，其中441个私人厕所，8个公共厕所。
艺术家周艳峰和秦安心像打卡机一样记录了10个打工者每天的生活。有村民好奇：“一个艺术家天天跟着我们记这些干嘛，给我们画张像呗。”
导演胡力夫对农村垃圾问题进行拍摄，最后感叹:这个村子好像被忘了，像一片自由的脏土……
整个五六环之间就是一台大戏的临时道具，随时可能消失。人员是流动的，拆迁的公告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出来，居住在其中的人们也习惯了逆来顺受，就像一个即将要拆掉的超市，没有人愿意再花钱为它维修坏掉的灯泡了。
就在艺术家们调研的过程中，一些村子正在消失，那些留下的文字、图片和影像，成为这里最后留给人们的一丝印象。在某种意义上，艺术家完成了村子消失前的记录。
在崔灿灿看来，这次艺术调查的目的是把一个城市陌生地带的问题呈现出来。五六环之间，除了人们印象里的“脏乱差”以外，还有很多具体可感的故事细节和生存逻辑。艺术家试图用放大的感官将这些一一呈现，通过各自的艺术表达，展现给人们。
“其实这种调查改变不了什么现实，但是有可能改变思考问题的方法，带来审美和伦理上的改变。”另一个发起人葛磊说。
崔灿灿说，这可能不同于以往殿堂式的、画廊式的表达，“我们当然可以像其他艺术家那样坐在那里叼着雪茄，每天搞搞艺术，参加双年展。但我们觉得生活不是这样，我们不是一条木木的大马哈鱼，我们是章鱼，我们可以用触角去感触这个世界”。这次艺术调查是他们这些年来，做得“最落地”的一个项目了。
不过，这还是引来了社会学家的批评。一篇名为《求求艺术，放了社会学吧》的文章在圈里传播，这位有社会学背景的作者认为：这样的浅层调查既无法提供艺术语言上的创新和超越，亦无法在人类关怀和思想深度上对社会学有更多贡献。
艺术家对此的回应是，不同于社会学家的理性调查，艺术家只提供感性认识，而感知往往比文本信息更具有真实性。他们坦承，无论艺术家的调查多么精准，也只能还原出五六环的局部数据。只有40个调查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时候，象征性意义才会浮现，才能成为公共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城市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那么光鲜，那些不那么光鲜的东西都被迁到了五环外。”崔灿灿说。
当他坐在五环外的工作室时，已经没有了最初关于“天竺”的美好遐想，他想到的只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北京生活，我们在人海茫茫中穿梭，应该意识到从你身边路过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有尊严的生命。
（实习生王丹妮对本文亦有贡献）
